中共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並強調，這是發展改革成果真正惠及十幾億人口的小康社會。 「三農」自是其中之「錨」。距離目標期限不足六年，而改革任務依然繁重。有專家日前在財新峰會上警示，「如果最後用平均數掩蓋農村發展的滯後，是對不住農民的。」在不少重大問題上，坐而言已然太久，現在已到起而行之時。
查處敏感軍事領域的重量級「軍老虎」，正表明當局要從嚴治軍的決心：反腐無禁區，彰顯打虎自信。前不久結束的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值得注意的是公報的一個細節：此次中紀委會議的出席人數中，列席人數首創新高，較之前最高人數多66人……與以往不同的是，進出會場京西賓館的，多了身着戎裝的軍人，特別顯眼。據悉，這是當局首次邀請軍紀委成員參會，說明對於軍隊反腐重視。
以目前國際慣例，並不容許一個地區隨便提出獨立要求。否則富裕的地區可能會覺得落後的地區拖累他們，因而要求獨立，世界勢必大亂。香港人要獨立，必須有被中央政府鎮壓的心理準備。美國的南北戰爭打得這麼慘烈，就是因為南方想獨立。
無共識的情況愈演愈烈，一般認為是佔中運動導致裂痕加劇，甚至到了無可彌補的地步，這個結論還可以細分：泛民與建制的陣營內部也有分裂，泛民的情況要嚴重一些。內部分裂的表徵是整個陣營不能形成指針方向和行動綱領，但從佔中運動的過程中看到，建制與泛民都缺乏政治道德與勇氣，承擔對這場大型社會運動的發展方向與進程施加影響。
Google 一下就出來了，何必花時間去讀書呢？手機世代多半會這麼想。但學問、思想、智慧都不只是信息，而是包涵了深層的道德、理念和哲學對個體生命及人類整體生活的價值，我們需要這些從內部來塑造我們的人格、精神，加深我們觀察及思考事物的廣度和深度。如果我們沒有這樣的基本功，我們也無從識辨互聯網網上信息的好壞真偽，更遑論對社會、政治現實正確的觀察。
青年被訪者對《施政報告》的評分為40.8；對《施政報告》的滿意淨值為負39個百分比；對梁振英的評分為32.9；對梁振英出任特首的反對率為83%。假如我說上述數字反映香港年青一代看過今年《施政報告》的原文或傳媒報道後對梁特首增加不滿，這應該是個合理的結論。《施政報告》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我們每一個市民都一定會從工作上退下來。」周永新語重心長的道。「有人說，子女供養吧，但問題是現在50歲以下的人，多半沒有子女，或只有一、兩個。靠強積金，很多家庭主婦、傷殘人士，是沒有強積金的，就算有，對於低收入人士來說，只是很象徵式的。是否要將這些人都推向綜援？」周永新希望大家可以從這個角度出發。
現今世界主要由三大文明圈構成：以西方為主的基督教文明圈（Christian civilization）、以阿拉伯世界為主的伊斯蘭文明圈（Islamic civilization）、以及以中國及周邊國家為主的中華（儒家）文明圈（Sinic civilization）。由於這些文明圈抱持的核心價值各有不同，而在地緣政治上亦有利益上的衝突，所以未來的世界仍將是一個爭鬥不絕的世界。
看來，這個戰爭既由西方開打，戰場的選擇要在那裏開打？可就不是西方的專利了！全球有超過14億回教信眾，哪怕是百分之一的回民投入聖戰，就已有1,400萬了！一個薩達姆倒下去，起來的是回教國，一個奧薩馬・拉登倒了，有更多的聖戰遍地開花，怎麼辦？
「始終我們每一個市民都一定會從工作上退下來……」全民退保無望，周永新雖失望，但仍稱見到曙光。等待下半年的諮詢？老人家由彭定康時期等到現在，還要等幾多年？周教授由青年等到老年，他等到，其他老人家等不等到？社會分歧數十載，有什麼分歧還未解決？
香港的這次被外國傳媒稱為雨傘革命或雨傘運動，其中一個特點，是資訊科技造成的虛擬力量。這種力量不只造時勢，也造就手機世代成為英雄；不只傳播消息，也令討論都失去了實事求是的理性；不只動員，也使運動一步步陷入失控…….
對中國來說，問題已經不再是要不要走到亞、非、拉等地的市場去，而是如何有效、安全地走出去。再者，從中國和平發展的國際戰略來說，中國也必須走到那些地方去。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必須回答這個問題：對發展中國家，中國應當如何履行自己應當履行的國際責任？可以說，絲綢之路是中國走向國際、承擔國際責任之路。
皮克迪（Piketty）在《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一書裏指出，美國和歐洲正在倒退到世襲資本主義，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教育失去了促進跨代社會流動的功能。美國的高校畢業生中，來自收入最高的四分之一的富裕家庭的比例，在過去40年從四成增至八成。如果這也是香港社會的趨勢，社會不公平便愈來愈嚴重，年輕一代愈來愈不滿。
「一人一票」可說是近世的一大設計，自18世紀歐洲啟蒙時期哲學家提倡人權平等的原則，此後即成為民主政府及民主選舉的道德及政治基礎，但時至今日，民選代表是否仍能為民眾作出政治抉擇、解決政治難題？
作為中國人，當然樂於看到自己的國家重新在國際舞台上建立自己的地位。但面對競爭對手的吹捧，中國人宜有自知之明；中國依然大而不強，切莫沾沾自喜，不再韜光養晦。
有人問，「袋住先」袋的是什麼？答案是：一張選票，神聖的一票，無權無勢、手無寸鐵的市民和平地、合法地表達他們的政見的寶貴的、甚至是唯一的工具，對一個候選人說 YES 以至對所有候選人說 NO 的唯一機會。「有票好過無票」，其道理不證自明。
成品油消費稅每提高一次，對其爭論就是一番沸騰。時至今日，我們以為，更值得關注的是加稅的程序本身。惟稅收及早遵循法定原則，有程序正義也有民意基礎，才能確保納稅人利益，使國家治理真正進入良性軌道。
湯家驊是泛民中唯一沒參與佔領行動的一員，他提出沉默大多數的政改聲音；他說他在立法會舉目無親，心灰意冷；他說現在香港的最大問題，是怎樣去修補中央政府和香港的關係，而不僅是政改。
中國2015年，有人認為應該用狄更斯的一段話來預測：「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年代，這是愚蠢的年代；這是信仰的時期，這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之春，這是絕望之冬……」這種預測引用是否貼切先不討論，但不論從經濟、從政治還是從社會發展去看，中國的2015年，絕對是一個大變之年。
這原是一本寫給日本人看的書，內容闡述了在領土爭議上，中國、美國、前蘇聯（及今俄羅斯）、日本等國家的行動背後的思維。作為外交現場的見證者，作者在1969年中蘇邊境衝突時於莫斯科在職留學、1986年兩伊戰爭時為駐巴格達大使館公使，以及於90年代末任國際情報局長時，與德國大使交流德法領土爭議的處理方法。他以日本人的身份，嘗試向日本人展示日本邏輯的盲點；而在這個過程中，中國讀者同樣可以從側面反思中國思考的盲點。
2017年普選特首只是香港人爭取民主的開始，而不是終結。如美國非洲裔人爭取沒有限制的投票權一樣，那是漫長的路途。而在這漫長民主路邁步啟程，需要的是一次在香港發生的「偉大的妥協」。
中國不能走西方的老路，但必須尋求一條和發展中國家尊重與發展、合作與共贏的道路。尊重與發展、合作與共贏應當是絲綢之路的主題。
如今經歷眾多政治波折、人心撕裂的香港，是否還對高素質的人才以及富豪們具有吸引力？以上提及的政策，是否能夠有效助香港青年發展及開拓眼界、事業，加深兩地文化的融合？你為這份報告打幾分？
面對兩難的困局，究竟香港應否接受「袋住先」的建議，在真正普選之路上踏出新一步？抑或任由原有建制崩壞至無可救藥？市民又能否以爭取提名委員會及立法會選舉將持續改革的可信承諾的大前題下，從而構思出未來發展的可行之道？為香港打破困境？
行政長官梁振英今日發表任內第三份《施政報告》，題為「重法治 掌機遇 作抉擇」。他首先提及香港政制發展問題，指特區政府會按照《基本法》和人大決定，推動於2017年讓500萬合資格選民普選行政長官。他又指，公民提名不符合《基本法》，而《中英聯合聲明》亦不是落實普選特首的依據。
生成2015的三個素數中，13和31都是幸運素數和快樂素數，而5是好素數和安全素數。有這麼吉利的「基因」，2015不會是很壞的年份吧？
石永泰：很多一向對法治問題鮮有發聲的人士，突然興致勃勃地對法治這課題侃侃而談。此時此刻，獨立的大律師公會實有必要對這課題作出持平的論述，以正視聽。
搞民主便要相信人民。我與鄭赤琰教授曾建議使用強制性投票或鼓勵性全民投票，以增加投票率。香港有500多萬合資格選民，但只有300多萬有登記，而在立法會選舉中有真正投票的不足200萬，投票率只及有資格者的三分之一左右，如此低的投票率問題叢生，其中一樣便是只要小量的人選用策略性投票，選舉結果也會大受影響。投票人若足夠多，例如接近全民投票，操控便更難出現。
教師群體利益與政治訴求存在衝突時，議員會將何者置於優先位置。功能界別代表以反映/維護該社群意見/利益放於首位，抑或選擇優先爭取一己的政治訴求？作為教師工會，當政治、專業與權益有衝突時，如何面對與取捨。
法治，不容妥協。法治，不能有半分偏移，亦不能討價還價。法治，必須奉行無間，不能有片刻鬆懈。法治本身即為目的，亦自成一重要制度，不但促成香港的成功，更對香港居民整體和未來的福祉深具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