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周年,日本領導人將以何種姿態、何種語辭來表述對戰前日本所作所為的看法,遂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
特別是由於日首相安倍晉三曾經一度揚言要否定「村山談話」(現易稱為不會重複念「村山談話」),呼之欲出的「安倍談話」究竟與「村山談話」有多大差距,國際輿論界都對此甚表關注。前些時候安倍首相在「萬隆會議60周年紀念」大會上及美國國會的發言,之所以成為媒體關注的熱點,原因也在於此。因為各方將之視為草擬中的「安倍談話」的試探風球。
但認真分析,「安倍談話」的實質內容,早已體現在安倍及其鷹派智囊歷來的史觀表述中。咬文嚼字地去解讀其談話的可能詞彙與關鍵詞,並無實際的意義。說得確切些,哪怕是安倍有如六年六拜靖國神社的前首相小泉純一郎一般,照念「村山談話」經,也不意味着安倍與亞洲鄰國的「史觀摩擦」就告消除或削減。但刻意迴避「村山談話」或意圖曲線收回「村山談話」,則無疑意味着日亞史觀摩擦的必將加劇。
從這角度來看,要深入探討日本官方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看法,還得了解戰後以來日本人如何總結戰前,如何看待戰後的基本思維、論爭和演變。以下是筆者長期的觀察和體會。
「戰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這是不少有良知的日本知識分子,特別是曾經親歷殘酷戰火折磨的戰中派在上世紀後半期經常提出和探討的問題。他們十分珍惜戰後日本的和平。
有曰:「戰後和平是明治以來日本與亞洲鄰國維持和平最長久的時期。」
有曰:「戰後的和平憲法是確保日本不重走戰前老路的根基和法典依據所在。」
他們對於當政者蓄意修改憲法的動向和日本主流媒體渲染和鼓吹的復古情調,是保持着高度警惕性的。
「萬歲,新加坡陷落」
然而,事與願違,就在上世紀日本國內反戰聲勢還十分浩大的6、70年代,日本國內就已掀起一股懷舊的熱潮。戰前《練兵手冊》的再版是一個例子;侵略軍歌成為最有人氣的歌曲,是另一個例子。
與此同時,形形色色的周刊、雜誌更假借「終戰25周年」(1970年)名義,大量販賣戰前的理論,把領導戰爭的主將吹捧成為「英雄」。至於以保守陣營輿論堡壘為己任的《讀賣新聞》,在這方面更有其特殊的表現。它藉口從戰前報紙了解太平洋戰爭,居然將當年宣揚「皇軍赫赫戰果」的該報重新印刷成紀念版,流毒四方。其中最令他們懷念的是1942年2月16日出版的《讀賣新聞》。其頭版的頭條標題是:「萬歲,新加坡陷落」,副題是:「為大東亞而歡呼!驕傲!英國崩潰之第一步」。這張報紙不僅成為所謂太平洋戰爭版面的代表傑作,張貼在各書店的廣告櫥窗,《讀賣新聞》還將它製成電版,作為《讀賣周刊》的封面。
同樣的,東寶電影企業公司也不落人後,迫不及待地推出一系列為「受挫之軍神」山本五十六和東條英機等招魂的影片。
戰爭足音,頻頻可聞
針對上述動向,曾經在1937年南京大屠殺後到現場採訪的前從軍記者,也是着名作家石川達三(1905-1985)在題為《戰爭足音頻頻可聞》的回憶錄中,指出當年日本發動的戰爭「並不是一朝一夕突然爆發的,它是經過30年、40年的長期準備」。
在談到當時(1970年)之局勢時,石川滿懷憂慮地說道:「戰後的25年,(日本)是否已不再是戰爭的準備期呢?不,在我們的周圍,同樣的準備正在開始……這是最近以來令我感到擔心的一件事情。」(有關戰後25年日本跑回頭路的上述動向,詳見筆者1970年8月為《星洲日報》通訊版撰寫,寄自東京的拙稿:「軍魂不散的二十五年——日本復古情調從何而來?」,收錄於《卓南生日本時論文集》的《日本社會》卷,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
不過,平心而論,儘管當時的日本有識之士已經對日本的復古情調和逆時針轉的動向敲起了響鐘,但環顧四周,筆者當時的直接觀察和感受是:敢公開為戰前侵略罪行翻案的日本人畢竟還是少數派。在這一點上,當時中國將之定位為一小撮,是準確的。可以這麼說,儘管真正反戰的日本人並不居主流,但恐戰、厭戰的情緒卻是當時日本社會的主旋律。在「好男不當兵」、「別把子女送上戰場!」的氣氛中,自衛隊每年都無法招滿名額。
正是看到戰後日本社會普遍存在着反戰、恐戰和厭戰的情緒,一心一意想扭轉乾坤的右翼作家三島由紀夫在1970年11月以武士道手法在自衛隊總部切腹自殺,企圖喚回日本人的「大和魂」。
「宮澤談話」收拾殘局
與此同時,日本官方也在加緊修改教科書的步伐,目的無非是要醫治戰後日人的所謂恐戰病與厭戰病。因為,在官方看來,只有讓年輕人認為日本發動侵略戰爭有其道理(即「大義名份」),戰後的日本才有可能擺脫和平憲法的枷鎖,擴軍備戰。1982年,以進出代替侵略的教科書事件爆發,無疑是文部省經年累月苦心經營的必然結果。在鄰國和日本民眾的抗議聲中,這個鬧得風風雨雨的「教科書篡改事件」總算由時任內閣官房長官宮澤喜一出面發表談話,收拾殘局。
「宮澤談話」要旨有三:
一、日本政府及國民深刻了解到日本過去的行為給亞洲鄰國帶來重大的損害;日本並沒有改變1965年日韓聯合公報及1972年日中共同聲明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問題的基本看法(指日本痛感其責任,並決心反省)。
二、為了促進與亞洲鄰國的友好和親善的關係,在聆聽各方對教科書問題的批判之後,日本政府有責任予以糾正。
三、日本政府認為,上述的看法應該反映到當前的教育環節上。
針對宮澤發表的上述以「善鄰外交」為重的所謂「(照顧)近鄰諸國條項」談話,當時亞洲各國及其民眾當然並不完全信以為真,而是抱着「聽其言,觀其行」的態度。
但從往後日本在教科書問題的大小動作來看,東京的態度與其說是遵守「宮澤談話」的許諾,不如說是背道而馳。(儘管如此,安倍晉三對此仍耿耿於懷,他在第二次上台前,就聲稱要否定日本官方的三大談話,其中之一就是「宮澤談話」。)
1982年11月,超級鷹派首相中曾根康弘上台,更把「戰後政治總決算」作為其內外政策的總綱領。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以首相身份率領18名閣僚正式參拜靖國神社,引起亞洲鄰國輿論的震驚和猛烈抨擊。
從鼓吹懷古情調到篡改教科書,從篡改教科書到參拜靖國神社,充分地反映了日本逆時針轉的加速與升級。
企圖遷移死難人民紀念碑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日本國內掀起懷古情調的70年代,一部分旅居新加坡的日本人士也跟風認為「日本佔領時期死難人民紀念碑」建於市中心,有礙日本人的體面,而主張將它遷移至郊外,而遭受新加坡輿論界的嚴正抨擊。
同樣的,在1986年9月,10餘名曾在新加坡淪陷期間為日本軍政效勞的前昭南特別市職員,為配合其回憶錄《昭南特別市史》一書的出版,舊地重遊,在新加坡市政廳前流連忘返,拍照紀念。針對該書出版前言中高談昭南文官保護新加坡80萬市民日常生活之論調,本地報章曾刊登多篇評論文章,喻之為旨在鼓吹「昭南文官有功」論。
從新加坡人的角度來看,有關新加坡淪陷三年八個月的歷史,是新加坡史上最黑暗與恐怖的日子,我們應該嚴肅對待。針對這段歷史,筆者在1973年一篇評析前日本皇軍高級間諜與偽昭南市教育科長(後調任為厚生科長)筱崎護的回憶錄之長文中,就曾明確指出:「是由戰犯(指未真心懺悔者)來編寫歷史,還是由被皇軍所欺辱,所壓迫的廣大人民來編寫歷史,這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盲目鼓吹戰犯親歷其境,目擊戰爭的權威性,無異助長與鼓勵戰犯製造謊言。筱崎先生的這篇回憶錄就是一個很好的實例。」(詳見拙文:〈歷史應由誰來寫?——評筱崎護的《新加坡淪陷三年半》〉,收錄於《卓南生日本時評文集》(全三冊)的《日本社會》卷,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
事關大是大非 不宜隔岸觀火
由此可見,日本國內的懷古情調與歷史翻案風,實際上早已飄洋過海,吹到我們赤道的土地上。上世紀新馬輿論界對日本國內上述不正常(一部分媒體不慎跟着日本媒體的論調,將日本的整軍稱為正常國家化)的走向,之所以保持密切關注,而不是採取隔岸觀火的態度,原因即在於此。
不過,應該指出的是,儘管當時日本保守界頻頻掀起復古旋風,但由於日本國內政治基本上處在「國論二分」的狀態,緬懷戰前盛世的當政者仍然受到國內輿論的一定牽制。最明顯的例子是,任何公開否認南京大屠殺或主張侵略無罪論的失言大臣都被迫掛冠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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