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務署人手緊絀問題，和醫管局醫護人員情況不遑多讓，更是長期而非在某些高峰期發生的。專業人員在工作上是需要有點空間的，不能持續疲於奔命，才有時間思考個案、消化經歷、計劃未來、傳承經驗、防患未然等。
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是否「馬照跑、舞照跳」便算數？當然不是，港人最關心的，恐怕是對私人財產物業的三權保證、和法治下享有的既有自由。
當港鐵回歸政府手上，政府仍可以透過可加可減機制來決定票價。加上重新成立的公司獲得股息，相信已足夠維持港鐵運作一段非常長的時間了。
「這本書的英譯本得以出版，我希望不是因為家父的社會地位使然，而是一位至今仍然筆耕不輟的作者，系統地探討香港問題，有自己的見解，對不對都完全呈現，沒有逃避，沒有隱瞞，這很難得。」
終審法院法官的任命須徵得立法會同意，但為了維護司法獨立，立法會對司法人員的任命一直甘願做橡皮圖章。上月任命的兩名外籍法官對同性婚姻的立場，引起部分立法會議員的關注。
改革開放這40年來，大陸真正走出過往混亂、意識形態為主的政治，慢慢走向理性的主義。「作為研究中國現代化的人，看着這個長期發展，基本上是安慰的。」金耀基說。
煙草商經常強調，既然煙草產品萬惡，為何政府不乾脆像禁毒一樣完全禁絕，不得公開售賣？
林鄭月娥任內首年最大的建樹，應該是領導建制派，在立法會成功通過一地兩檢方案。
若回顧1979年之前北京對香港及港人的憤怒譴責，我們可以看到今天國家領導人是怎樣容忍一個如此「自治」的香港。
香港人口的增長速度十分緩慢，人口大量增加的機會很低，根本不是土地不足的重要因素。
特區政府應當理解和重視全球局勢對於香港民心的影響，充分認識、估計管治和施政面臨新的困難。
梁文道認為，香港沒有一種高度政治化、規範化的身份認同教育，而像香港的一個「身份不排隊」的地方，實是全球少有。
港英政府究竟是按什麼準則來施政的？有什麼比較高明的招數，可以更有效解決社會矛盾？背後是否有一套完整的管治理念或體系，是港英官員從不說出口的為官之道？
陳帆最大原罪是做一份不適合他的工作，如果讀者批評陳局長識條鐵，筆者也難以為他辯護。
陪審團裁定梁天琦有罪後，他年輕的生命必須在牢獄中耗費數年時間。當然，他可以上訴。儘管許多人最近指摘我們獨立的司法機構有政治偏見，但他沒有理由不能獲得上訴得直的機會。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主席黃遠輝為人厚道，只是點出「刻意製造民意的行為」，沒有指斥刻意破壞諮詢活動的無賴行徑。
香港有加起來幾千公頃的生態價值不高、公眾使用價值低的農地、棕地、私人遊樂場，以至綠化地可供使用。
我素來認為政府不應管太多事，市場能解決的問題，政府便不要管。但無政府主義更糟，政府有她的角色，應要管的，便堅定有力執行，若非如此，容易跌入「公地悲劇」陷阱。
中國為了推動經濟全球化，現正全力打造粵港澳大灣區、海南自貿區。面對新政經格局，中國將會遇到怎樣的市場機遇？中國的政策、制度體系將會有怎樣的創新改變？
港鐵是由地鐵和九鐵合併而成，政府當年認為兩鐵合併可以增加鐵路網絡效率，利用規模效益創造協同效應，節省行政開支及營運成本，有利維持「合理」票價。
發展商是求財，不是求氣。況且，不少大發展商身兼全國政協，他們應該聽取國家訓示，支持特區政府施政。
無論是政治或經濟，只要頭腦被弄得發熱，喜歡揠苗助長，就算口號怎樣動聽，都不會有好下場。
和海外其他商貿和金融中心相比，香港有三個獨特、不可模仿、不可複製的優勢。香港會不負國家和港人的期望，充分發揮自身的獨特優勢，與內地共贏共享。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應財新峰會香港場的主題「改革新格局 共享新機遇」提出特區政府的管治新風格、政府的新角色和理財的新哲學。
近年有些事件，比如母語事件、法庭拍照事件，都挑起社會不少人的神經。我們擔心我們一直珍惜的制度，珍惜的文化，以及香港的特色被無法抵擋的大波浪衝擊。
若香港要認真地在大灣區發展中佔一席位，盡量利用與深圳的協同效益，首先便要取消《香港2030+》規劃，重新制訂香港發展的定位，特別是與內地連接的空間規劃。
香港人不習慣以「砌模型」當作規劃，不會視沙盤為發展藍圖，但卻需要學習擁有一種宏觀的視野，更主動地構思香港發展，更自覺超越原來的地方空間。
港人無意與官府過不去，但官府近期一個又一個「老大哥」式的荒謬，令港人困惑。
有議員提議空置稅需要有威力，所以稅率必須「入肉」。筆者認為，「入肉」兩字絕對是可圈可點。
今天年輕的一代，將是香港未來的棟樑，他們會是納稅人、學者、商人、公務員、專業人士，以至普羅市民。如果社會各界的市民不承認他們是中國人，那對於香港的未來意味着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