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在棄保潛逃過程中被內地執法人員拘捕的12名港人，如果被控非法入境，只屬輕微罪行。問題是他們會不會在內地法院被控其他罪名。

12名港人涉嫌偷渡在內地被刑事拘留案引起關注，有關港人的親屬要求港府協助他們返港受審。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指出，港人被遣返香港受審必須符合三個條件，究竟是什麼條件，今集主席開咪會為你詳細分析。

12名港人因參與反修例運動，涉嫌觸犯多項罪行，企圖逃離香港期間，被內地公安拘捕，關押在深圳鹽田看守所。政府有關的回應未免顯得官僚，甚至有點冷漠。

香港民主運動和兩個蘇丹團體，在自由之家的年度頒獎盛典上，榮獲2020年自由獎。立法會前議員羅冠聰，闡述了香港的民主運動。78多年來，自由之家一直致力於捍衛基本自由，並在全球促進民主。

第三波疫情為香港帶來極大的傷害，也帶出很多重要的問題。這些問題的答案應當首先在過去大半年的抗疫經驗中探索，應該依賴付出了大量心力抗疫的市民的智慧。

剛剛完結的普及社區檢測計劃，結果有大約178萬人參與，佔全港人數百分之二十四，當然，這個數目跟當局推出全民測試的初心相距甚遠，但當局早已將計劃名稱修正為「普及社區檢測計劃」。

負責確保香港證券及期貨市場正常及有效運作，藉此維持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證監處，參與甚至主導相關的調查工作，至為重要。

形名之爭，由來已久，戰國時代公孫龍提出「白馬非馬」，近似英文specific（具體）不等同generic（通類）之意。按此，此「三權分立」不同彼「三權分立」。

教育界對通識課莫衷一是，比較「中立」的校長或者教師，願意放下成見，為了盡量給學生一個較為完整的圖畫，兩種對立史實與觀點，都給學生講。

假如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屬於失敗的話，而港府和建制派的其中一種說法是──「有人挑撥離間，唱衰這個計劃；甚至有人散播謠言，採集的樣本將被送到內地去，引起市民的無謂擔心。」到底這個原因能否成立呢？

現在特區政府認為之前殖民政府已棄用的法律，較中央政府為了維護香港國家安全而度身訂造的法律更為適合，令人產生時光倒退50年的感慨。

香港人憑着獅子山精神，拼出一條繁榮之路，成功之路，也建立了香港式優越感。21世紀已經20年了，香港鄰居的人口大變化。

最近法官判案引起爭議，終審法院前任法官烈顯倫更提出司法機構應要改革，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在今集主席開咪提出疑問，香港司法制度究竟有沒有制衡？一起聽聽曾主席怎講。

聯合國保護人權特別報告員Fionnuala Ni Aolain，聯同在聯合國處理其他人權事務的6位專家，向中國政府發出聯署信，藉此表達他們對《港區國安法》可能損害港人基本自由和人權的關注。

如果林鄭是特區政府的核心，那麼她必然是最高領導人。但請不要忘記，中國是香港的一部分，只有一個真正的核心領導人習近平。這會將林鄭降級為從屬的核心領導人。

9月6日，國安處警員拘捕泛民「快必」譚得志，被控4項「發表煽動文字」罪，其保釋被拒。今日下午1時，數十市民在中環靜默《蘋果日報》，抗議以言入罪。

最近「三權分立」，引發了很多討論。本文簡介了「三權分立」的起源，弄清楚這詞的不同理解。用了「關鍵字搜查」，發覺原來廣泛流傳的往往並不是事實。

名牌效應的對立體就是標籤效應。當然，兩者相同之處，就是擁有與其他相若品牌顯著不同的地方，但分別就是後者往往被別有用心的貶抑者，突出其與主體相悖的瑕疵。

林行止建議對特區政府作出結構性「微調」，令大多數市民可以接受。重點是讓特首林鄭月娥「體面落台」，「令港人放下怨恨」。誰來接任特首呢？林行止「推薦」明年10月約滿離任的港交所總裁李小加！

剛過去的周日，一名在街上的女童見到防暴警察逃跑，首先被一名警員撞倒，然後數名警員一齊把她撲倒在地下，其中一名男警更用雙膝壓在女童身上。整個過程的影片在網上瘋傳，令香港警察成為國際傳媒一致批評的對象。

如果特首能夠在新一份《施政報告》裏回應一個問題便已經足夠——她對未來一年的香港社會，有一個怎樣的圖像？

司法方面，回歸前，香港一直享有司法獨立，而且這項優勢在回歸後受《基本法》保障。但是回歸前，人事任命方面沒有分權可言。

人們的焦點都放在威權主義的壓迫之上，卻忽視了民粹主義正在急速侵蝕整個社會，令原來的香港一去不返。

港澳辦和中聯辦發表聲明，指出香港政治體制並沒有實行三權分立，必須糾正。林鄭月娥表示，行政主導不等於特首會干預司法獨立，特首亦有責任確保《基本法》得以全面貫徹準確落實。

如果沒有自身的失德和施政失效，外來力量能有那麼大的「煽動效果」嗎？如果只懂打壓，那就是強權自侮而已。

若以百萬計的港人繼續視北京如陌路、與港府為敵和對警察懷恨，香港這個只有750萬人口的城市怎能走出內耗、自毀和被邊緣化的死胡同？

從個人利益的角度，檢測是免費的，不用白不用。如果不用輪候多時，過程中不會令身體太過不舒服，採樣站的傳染風險低，自當參與。這是兩地政府樂見的，應了一句「上詐下愚」。

純粹從政治體制角度看，香港這個非主權特區不是百分百符合主權國家所實行的「三權分立」制度，是有一定道理的。問題是，為何這個論述不在香港回歸時說清楚，而是相隔十多年後才因應政治氣候改變而「撥亂反正」？

《基本法》有關特區政治體制的規定，是否體現了三權分立？確認了特區的政治體制「是」或「不是」三權分立，有什麼實質後果？

在這場有關三權分立的爭論中，香港有很多學者、法律界人士、評論員很認真地討論什麼是三權分立，行政、立法、司法機關的相互關係等等，但沒有觸及兩個核心問題，亦因此只能與中共官員各説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