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意中人卻會像我一樣,厭棄繁華,安於寂寞。她在那裏?仔細尋覓吧,不要灰心,不要畏難,也許在山中,也許竟在鬧市裏,也許就在身邊,也許正在和你捉迷藏。

羅維力邀李小龍再次合作拍《冷面虎》,但李有心為難,先不理不睬,但等到羅維選定王羽為主角時,又指控羅悔約。羅李之間的心病,始於《唐山大兄》,再經過《精武門》加劇,除了年紀和性格上的差別,港美文化的差異實是主因。以李小龍的美國人性格和荷李活經驗,他怎能忍受導演是片場皇帝的現實?反之,羅維又怎能忍受這個後生小子的率直和傲氣?

所謂「士」,是「士農工商」,是四民之首,錢穆說是「中國社會所獨有」,西方人不易明白,其定義有七個「非」:「非貴族、非軍人、非官僚、非富豪、非宗教信徒、非專門學者、亦非一般庶民」。只是「讀書識字」,不是「士」,要「讀書明理」才合格。所謂「士」,是「一群立志達道的人」,最能代表是北宋范仲淹……

鴉片戰爭以後,香港島周遭的海盜活動愈演愈烈。引致海盜橫行的原因,除大清水師在中英衝突中全覆沒外,更主要是受日益活躍的鴉片走私等不法活動的鼓勵,以及對香港新財富的垂涎。

在上世紀6、70年代,巴納德星在天文學界曾經聲名大噪,因為天文學家一度以為,在那兒首次找到太陽系以外的行星。

匡調元教授的水墨繪畫藝術是以易、老、莊的哲學思想,以及由此派生出來的中醫學理論爲基礎,他通過對生命微觀世界的觀察,由此生發了對自然、生命規律以及人的精神世界的關係的聯想與思考,建立了他獨特的「意向表藏」的繪畫理念與方式。

康雍乾三帝塑造了滿清百年的盛世,已寫了康雍二帝,不得不寫乾隆,但坦白來說,我對乾隆沒有好感,他的好大喜功,奢華揮霍己為滿清的中衰埋下計時炸彈……

多年來,我每周只有大約六節地理課,以中四、五為主,也曾教中三和中六。中學會考和大學入學試的課程都包括地圖閱讀。會考考的是香港 1:20,000 地圖,但課本是英國出的,對象是英國學生。既然課本不包括所需地圖,唯有自己動手繪製……這時,腦海裏不斷湧現同一個問題:為什麼我們要用英國教科書而自己不出一套呢?

對尼泊爾的苦難,有人會到災區參與救援工作;有人會慷慨解囊,捐出善款;有人會怨天地不仁;有人會問:是天災,還是人禍?防震漏洞那麼多,死那麼多人,到底誰要負責?不過,無論是天災也好,人禍也好,目前最迫切的,不是尋根究柢,而是幫助受災的人。

朋友養貓多年,最近老貓病逝,看他細膩地描寫它臨終時逐步消失的眼神和一家人對貓的眷戀,不捨神傷之情躍然紙上。貓,雖然是動物,也黯人性,懂得與人忠誠互動,互為寄託,難怪死別之時,不少養貓人會難過得像失去了親人一樣。另有朋友養有一俄羅斯藍血巨貓,愛嬉戲,屬性情中物,善與人交。它於去年也已過世,按人齡換算,死時達一百一十二歲,是為長壽貓。如今說起,友人仍然唏噓不已,人貓之情可以想見。

香港風水始終都是好的,從開埠以來就開始行運,因為香港的地理環境、山脈的走勢是由大龍五嶺走出來的,香港是龍脈走到盡頭之地,風水上的術語叫做回龍顧祖格。

今時今日,又會有多少人會細想旅遊的真正目的和意義。在生活的重壓之下,純感官的盡情享受,已是最好的宣洩和解脫。至於什麼美食、靚景,統統都淪為消費的東西,而紀念品最終也成為消費過後的剩餘物質,等待某年某日大掃除的來臨。

我年輕時以真步堂蔡伯勵的名義編著《通勝》,當時一般人以為我是個老頭子,但來見到我才發覺原來編者是個年輕人,講出來都好像是一個笑話。

對這樣一個和中國關係密切的國家,大多數國人卻感到很陌生,甚至覺得有些神秘。這雖然令人遺憾,卻並不奇怪,因為印度的確十分龐大而複雜……印度是一個非常多彩多姿的地方,可以稱得上是人類多元文化的博物館。

大陸官員自豪的說,大陸存在的是大排檔經濟,所以在全球性金融海嘯中,受害較小,也能快速重張旗鼓。將大排檔與經濟湊成一個通俗式「類學術名詞」,可說一絕……

對《再別康橋》的解讀,證明朗誦與其他再創造的藝術一樣,需要認真探索,積極開拓……

若人都不在了,才想念他諸般好處,供奉追憶;人在時卻冷淡疏離,諸般挑剔,絲毫不珍惜對方的好意與恩情,那靈前流盡眼淚也是徒然啊!

經我解釋後,五分鐘就可以學懂,大家就會感到很容易使用《通勝》,終生受用,但以後就是「有《通勝》就得,無《通勝》『搞唔掂』!」

鄧麗君走了20年,但她依然是兩岸文化交流中永恒不變的美麗身影。

2008年,筆者帶領蘭友在寶蓮寺牌坊左面的兩排台灣相思樹上栽培了大量的原生種石斛蘭,當中以美花石斛、細葉石斛、玫瑰石斛和金釵石斛四種數量最多,特此為讀者簡介。

看破世情,還有甚麼可以撩起悲憤?帶來驚喜?幾年前的張孝祥可不是這樣的。想起中原淪陷,人民渴望王師北伐,便會「忠憤氣填膺,有淚如傾」。

在《唐山大兄》公映後約一個月,在香港接受加拿大國家電視台(CBC)節目主持人、名作家皮雅波頓(Pierre Berton)的英語專訪,這是李小龍一生中唯一保存良好的訪談錄像……

1846年8月,《經濟學人》在報道中描繪,「香港現在甚麼都不是,只是一些鴉片私梟、土兵、官員和軍艦水手的補給站」。十九世紀中葉遠赴香港的歐洲人當中,絕大部分是冒險家、走私客、存心賺快錢的商人,以及從東方退役的水手或士兵。「香港是歐洲罪犯、逃兵、魯莽冒險家和投機者的庇護所,這點在英國是人盡皆知」。

地球之外有別的「世界」存在嗎?事實上,各個古代民族都曾經設想天上有別的世界,但他們不約而同認為這些世界是神衹居住的地方,所以是肉眼所不能見的「仙境」或「天堂」,而不是我們所熟悉的凡塵世界……例如我國古代便流傳着「月殿」之上有吳剛、蟾宮、月桂樹、玉兔,以及因為偷了丈夫后羿的長生不死藥而逃奔至月殿的嫦娥等。

去年底,我到美國參加芝加哥馬拉松(世界六大馬拉松的其中一站),順道參觀了芝加哥大學,在校內書店購買了一本由運動心理學家 Dr. Jim Afremow 撰寫的The Champion’s Mind,從中得到了一些啟示。

在演後座談會裏,程翔出場作嘉賓。原來該劇導演許樹寧看過程翔牢獄回憶錄《千日無悔──我的心路歷程》,受啟發,因此生出靈感而製作這次舞台演出。程翔1,000天牢獄生涯,原來其中100天是單獨囚禁,不合人道。許樹寧邀請朗天創作劇本,以單獨囚禁為主題,而朗天不負所托,交出符導演心意的劇本。

愈是久遠的事,愈易為社會忘記,這是規律。如果有一件事,不但沒有隨時間而被遺忘,反而吸引到新一代繼續追尋真相,這件事一定有它震撼人心之處,一定有它特別深刻的地方。集體記憶這回事也不是自然而然發生的,固然有人以傳承記憶為己任,也有人加以壓抑打擊,讓人只能記起片面,或是無從記起。最新的現象是有人明明記得,但囿於眼前利益而選擇忘記,似是一種自覺性失憶。

「說到個人化的消耗,當人口比較少,而地球還是無窮大的時候,情況還可以接受。但現在人口那麼多,消耗也那麼多的時候,地球承受不了。所以我們就要檢討,這樣走下去對嗎?」

最近雍正的白玉玉璽以天價成交,可說超出一般的估計,這枚刻有「雍正御筆之寶」的玉璽,最初的估價只是3000萬至4000萬之間,但競投激烈,最終以1億400萬成交,確實價值連城。其實雍正和他的玉璽一樣,經常被人低估或忽略。康熙、雍正和乾隆都是清初的盛世,但歷史學家多提康乾,只把雍正當作承上接下的「過渡人物」,很不公平。

政府16個月前發表的政改諮詢文件,有「五步曲」的說法,被指為「五部曲」之誤。有解釋說,政府是故意用了諧音字,讓人們明白政改是要「一步一步」向前行。這段期間,政府一直堅持用「五步曲」,很多人或許已習非成是,忘記了「步」是「部」的別字。如果有學生說《家》、《春》、《秋》是巴金的「激流三步曲」,老師也不用感到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