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雞的祖先選擇跟隨人類生活，從基因需要延續，需要繁衍的角度來看，這個選擇是正確的。

塔吉克是中亞五國當中最窮的國家，人均收入一年1,045美元，早兩年到訪的旅客說從邊境小境去首都杜尚別Dushanbe道路難行，要兩個多小時才到首都，誰料到現在汽車走的是一級公路，四平八穩，半小時就到了，小王說這條公路是由中國政府協助新修建的。

中國文化的輸出正集中於網絡文學，與好萊塢大片、日本動漫、韓劇並稱為「世界四大文化奇觀」。

自古，雞被視為五德之禽。漢韓嬰《韓詩外傳·卷二》：「君獨不見夫雞乎？頭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見敵敢鬥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別名燭夜）。」

讀《夷堅志》的時候發現，不知為何其內容很注重女性的生活。那裏面有幾千個故事，很多都是以女性作為題目，什麼婦、妻、妾、女、老嫗、唱女、尼姑等都有，各式各樣的女性，而且不只是提到，還把她們當作故事裏最要緊的人物。

在滿清腐敗，民不聊生當下，太平天國崛起，無疑是一度救世曙光，況且帶來能安慰民眾心靈的信仰，故其興也速。但其亡也驟，想不到的是自取滅亡。

封面圖片：Don Brewster（notmylife.org）   這位叫 Don Brewster 的慈祥祖父創立了這個在柬埔寨的反販賣人口的機構叫 Agape International Missions（AIM），自2005以來，一直從事打擊兒童性奴方面工作，說起來真是嚇壞人，柬埔寨兒童性奴的最大顧客是中國人，並不是說中國同胞特別多變態孌童狂，只是，中國人口多，又鄰近柬埔寨。由4歲至12歲的性奴，不可以說是性工作者，因為她們根本不會懂性行為，只可以說是提供給客人強姦的孩子，平均收取客人的8000元，只有800是給這些性奴的家人。報警是浪費時間，Don說出親身經驗，報警後15分鐘有警察來，不過是和這些性奴販子一起來。打擊這種活動，Don需要宗教的意志力支撐。十年來，他建立了一條龍的康復計劃，要把拯救回來的性奴，進行長時間復康，心理的、社區性的，整個社區也要改變過來，他們有自己的工場可提供工作，還有醫療等援助，建立自己的社區精神，已經有一萬人被受各種的輔導援助。   Don說起柬埔寨，這真是個受苦難的國家，我們的文革也比不上赤柬所做的惡行。赤柬殺了智識份子，再殺佛教和尚，不只是這些人命的損失，是一代人的失落，他們長大過程中，沒有價值觀、沒有靈魂、沒有方向、沒有界線，他們小時候被赤柬叫去殺死自己父母，連家庭這個最基礎的人際關係也消滅了，於是這一代兒童長大後，便是把親生兒女賣做性奴的父母。Don統計過，在一個22天期間，有198個兒童被賣去被強姦。他們如今可以做的工作惟有是彌補赤柬統治下這一代的迷失，用什麼？愛！   同性戀和孌童僻不可混為一談   Don 說不要以為全部教徒也愛扮上帝，因為只有上帝才會Judge，整天在批判別人的教徒是在扮上帝，不是好教徒！   奇怪，近來收到很多基督徒的訊息，惡意攻擊醜化一些非異性戀的人士，近乎恥笑、侮辱，把他們的照片像什麼笑話般展覽，增加公眾對他們的仇恨。我不知道他們是那門子的教徒，我看的聖經叫人去愛，愛鄰人，愛敵人，我不明白這種偏激又惡毒的言論是那一本聖經的信徒做出來。   Don Brewster 這位祖父牧師，在柬埔寨看到兒童被賣去做性奴，一天到晚被客人強姦，他於是改變原本只是傳教的 mission，為這些可憐孩子做點事。你以為他是什麼滿口道德攻擊別人，被那群想把仇恨散佈的冒充教徒份子利用？非也!  他站出來便問，你以為教徒是做上帝嗎？扮演上帝？因為從你批判人、排斥人、侮辱人的那一天起，你便是在扮上帝。好的教徒只會懂宣揚愛，他在柬埔寨的工作是用愛做基礎。   他說到男人嫖妓，他無奈地嘆一句，這個我改不了，要徹底取消，可能要消滅男性，但兒童性奴，那可是零容忍。孌童是病態，同性戀不是，因為是兩位成年人的決定，沒有受害人，我們怎可以說三道四？如今已有醫學證據同性戀並非病，和與生俱來的生理心理結構有關。但孌童卻是在殘害兒童，破壞終生幸福，曾做性奴的以後也不會有自我價值，生理上的損害更是令人震驚。孌童僻患者自己通常也是受害者，童年的創傷令他只會對兒童有性衝動。把同性戀和孌童僻混為一談是對醫學上的認識罔顧，也可能是惡毒的企圖，這位 Don Brewster 像位慈祥的祖父，見到他，只會聯想起那上萬的人被他的憐憫心拯救出來，絕不會和這些惡毒的恐同攻擊拉上任何關係。

大部份的「實驗建築」展覽之令我失望，就是只重形式，空空洞洞，沒有文化內涵，更毫無人性，看來歐洲的所謂「前衛」建築已經走到盡頭。

《易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經文，是最能切合2017年變局的智慧之言。

動物學的研究告訴我們，高等動物的一些求生技能如猛獸的獵食技巧，需要得到父母親某一程度的訓練或示範。但求偶和交配的技巧，卻是如生俱來無需學習的。

如今的朗誦者似乎離不開配樂，儘管音樂確可以烘托情緒，但也要合適才是，且也不是首首必須。

唐代的金銀器告訴世人，貴族時代物質生活的富庶一面，深刻展現着中國古代文化與四方交融的氣度。

今天士大夫階級勢力的崩潰已過了一世紀，蔡老師所承傳的文人琴氣質還存在嗎？

「紅學」研究當然不是肇端於馮其庸，也不以馮氏的研究而終結。事實上不同研究者研究成果的點滴積累，造就了小說有一個可通讀兼文字水平卓越的版本，這既是必須、也是難能可貴的事情。

如今戈揚已經離開了這個世界，高瑜則失去了自由，代表共和國兩代女記者的良心就此湮滅了。

紅磡曾是重工業區，今天已無遺跡可尋，只有民間廟宇繼續為居民提供心靈慰藉。每年農曆正月二十六日的觀音開庫，觀音廟（一級歷史建築）最為熱鬧，裏裏外外都擠得水洩不通。

「咸通九年」的鎏金鶴型花飾鐺，標誌着唐代鎏金工藝步向器物細緻的階段，為唐朝拼發最後的文化光芒。

若能使一般陷於現代社會心理病態的人們，在我們講的文字言語以外去體會，能夠求得一個解脫的答案，建立一種卓然不拔，矗立於風雨艱危中的人生目的和精神，這便是我所要馨香禱祝的了。

而今觀之，太平天國可說是時代產物。清末政治腐敗，外強欺侮，苛捐雜稅，民不聊生。而低下層生活更困苦，被逼挺而走險，落草為寇者大不乏人。

生肖之説，可能源自印度《文字學纂要》。

香港並不缺少創意，只在「務實」的刻板要求中失去了天馬行空的空間。

「共享空間」，「互利互惠」的理念似乎已成為文化事業的新趨勢，相信在不久將來，更多藝文共享空間會如雨後春筍般在香港十八區出現。

蔡伯勵推算特首選舉，從流年來說，屬雞的為本命年，理應較強，屬虎的平穩，屬兔的犯太歲會略為受影響。

君子問凶不問吉，蔡伯勵首先講丁酉雞流年最差的生肖是兔，以1951年及2011年是正好「天剋地沖」。

對於各行各業而言，擇日開市是每年的習俗。

他憂慮社會的分裂、民主的變質、兩岸交流的變數、中華民族的前景；他的看法實在是代表了絕大多數沉默者的心聲。

「你的歌聲很好聽」，唯獨那一刻是女性的話，其他時候主角是喪失性向的身體，猶豫在森林以外，直至遇上安珍卓尼，她變成第三者──既非自己亦非他人。

本書延續前作的教育深度思考，再次得到19位作者獻上作為給香港教育的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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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圖片：小野著作《瓦版物語》（作者提供）   編按：方漢奇先生堪稱中國新聞界泰斗，先後出版《中國近代報刊史》、《中國新聞傳播史》等。本文是作者於2016年12月1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的「方漢奇新聞思想研討會暨從教65周年紀念會」上主題發言的講稿全文。內容精彩，本社將上中下三篇刊出。敬請關注。   上篇：方漢奇先生與中國新聞史學（全文按此） 中篇：不朽經典著作《中國近代報刊史》（全文按此） 下篇：日本學界如何看待「瓦版」新聞與研究方法論？   正是基於各國的新聞產生及其發展過程不盡相同的分析角度和認識，小野先生不僅和同年代的歐美新聞史學家一樣，贊同和認可中國新聞史學家有關邸報的研究成果，也在努力和摸索近代型報紙出現之前日本是否有其獨特的「新聞（報紙）類似物」或「新聞信」的存在。在小野先生及其弟子們的共同努力下，終於發現了日本在德川初期也曾發生過將新聞印成單張，或印成小冊子的印刷物。這就是今日日本新聞史學家津津樂道的「瓦版」新聞。由於販賣者當時是沿街邊讀邊賣的，「瓦版」新聞也被稱為「讀賣瓦版」。小野先生認為其性質與德國沿街販賣的flugblatt（德文原義是「飛紙」，即flying page）具有相似的性質和功能。   「瓦版」新聞寫入日本新聞史冊，說明了日本新聞學家並不樣樣以西說作為衡量本國新聞發展史的唯一依據和標准。恰恰相反，怎樣努力發掘本國確切有力的史料，如何從中辨析本國新聞發生史的特征及其與歐美的差異，是新聞史研究者被賦予的重大課題和使命。也惟其如此，亞洲（其他非歐美源流的國家亦然）的新聞史學家才會獲得歐美學界的尊重。   當然，對於「近代型報紙」與舊有的「新聞類似物」、「新聞信」之間是否有其連續性的問題，日本新聞史學界也曾經有人提出質疑和探討，但很快便達成共識。早在上世紀50年代前半期，小野先生的高足內川芳美先生便從近代新聞史研究方法論的角度，對兩者予以辨析。他表示，將兩者「斷緣」來研究，有助我們對兩者差異的釐清和認識，但他並不輕易否定兩者之間的連續性。（有關詳情，我將另文詳述。）   摒棄舊有方法無可厚非   同樣的，在大眾傳播學引進日本，成為顯學的上世紀60年代，日本新聞史學界也有人關注其帶來的衝擊，並提出新聞史學者是否應拋棄舊有的研究方法論的問題。   針對這樣的疑問，最早回應此話題的也是內川先生（他也是中國改革開放後首位向中國學界介紹大眾傳播學概念的外國學者）。他指出，要從大眾傳播史角度來研究的看法無可厚非，但如果欠缺對個別媒介史具體深入的研究和高質量的成果，作為研究大眾傳播全過程的大眾傳播史（儘管這並非等同於各媒介史研究的羅列和總和）原本就不可能存在。   換句話說，內川先生認為，只有當個別的媒介史研究有進展並取得高度受評價的成果，大眾傳播史才具有成立和發展的必要條件。他當時表示，他尚未看到一部令各方滿意的大眾傳播史。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謹此介紹日本學界對類似學術課題與研究方法論的對應方案，以供參考。   至於有關中國「新報」（近代型報紙）與「邸報」（或中國版的「新聞信」）或「新聞類似物」）的連續性與非連續性的問題，我在拙著《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1815-1874》（增訂新版）的自序中，曾有長篇的論述，希望能起拋磚引玉的作用，這裏不再贅述。   大家風範與史家正氣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中日新聞會史學家在研究「新聞發生史」時，都曾面對「新報」與「新聞類似物」如何區分的近似難題。   我長期在日本從事中國新聞史研究，儘管我那微不足道的研究成果在日本學界獲得一定程度的認可和評價，但我迄今仍然牢牢記住內川老師在博士論文答辯會上曾對我說過這樣的一句話：「你的學術成果的真正考驗不在日本，而是中國的新聞史學界。」   有一天，內川老師寄來了他到中國訪學，考察時帶回的一篇有關我的一篇研究論文被翻譯成中文並被鄭重推薦的復印件。他以欣喜的口吻在伩中寫道：「你的學術成果已獲得方漢奇先生等中國新聞史學家的肯定。」   在內川老師看來，中國新聞史的最高權威就是撰寫《中國近代報刊史》，倡建中國新聞史學會創會會長方先生及其同仁。中國新聞史如何書寫，應該是中國新聞史學家說話算數，歐美或日本的「新概念」、「新思維」固然可以，也應該引進和參考，並予以積極對話，但卻沒有必要亦步亦趨或者為迎合西學而削足適履。   我生在新加坡、求學於日本，無緣成為方老師的入門弟子，但通過對方老師著作的大量閱讀及有幸常近距離的接觸，我多少領會到方老師的大家風範與史家正氣。     古代報紙研究猶如畫鬼   記得有一回，一位年輕的老師對方老師研究的「古代報紙」困惑不解，脫口指出這是一個「偽命題」，後來覺得不妥，又擔心冒犯了大家，請我代向方先生解釋他並無惡意，只見方先生幽默地回答道：「研究古代報紙，猶如畫鬼。畫鬼容易畫人難。因為誰也未曾見過鬼，鬼可任你胡畫。」   方先生的真意當然不是認為自己研究的「古代報紙」猶如畫鬼的偽命題。不過，儘管方先生講課或聊談時談笑風生、輕松活潑，但遇到黑白是非或者應該透徹分析的問題時，他的文字是十分犀利，立場是十分堅定的。   我特別愛引用方先生對早期傳教士模仿京報的冊子式出版報刊，並在封面上引用孔子語錄的如下評語：   「這份報紙（按：指《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的封面是用黃色的毛邊紙印刷的，外觀很像國內報房出版的黃色京報。……我認為，這和在它的封面上印有孔子說的『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那句話一樣，都是一種包裝。用孔子的話，是一種思想上的包裝；用黃紙做封面，則是一種發行上的包裝，目的都在迎合中國讀者的習慣。一個是思想上的習慣，一個是閱讀上的習慣。」   我也特別同意方先生1996年到大英圖書館看報，獲悉英國准備派人到中國交涉如何歸還西什庫教堂內屬於英國的藏品問題時的如下感觸：   「這使我想起了某些人的奇怪的邏輯：『你的是我的』、『我的還是我的』，我倒很想問問那位赫德先生，你們打算什麼時候把你們從中國巧取豪奪的那些東西還給我們呢……」   我認為這就是史家的正氣。沒有正氣的史家，就不可能是真正令人敬佩的史學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