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自己的大半生，我覺得自己畢竟是一個20世紀人。對於21世紀，我沒有期望，只覺得我的20世紀尚未完結，這本回憶錄，也是我為自己的20世紀寫的備忘錄，並以此獻給我的妻子李子玉。

關於張愛玲的故事永遠說不完，只不過說故事的人的感性參差不齊。黃心村的這本書之所以引起我的共鳴，也許是因為我們現時都在香港，對香港有強烈的感受，因此在學術上得以心靈相通的緣故吧。

災難之後，各種後遺症必定層出不窮。

原來建築、文學和音樂三者是相通的，都是文化的一部分。

鳥巢就是為了「百鳥來朝」，但「飛」來的不只是各國運動員，還有觀衆。

語言是記憶的載體，而建築可以把每個人的個人記憶和感情空間和視野轉變成一種共同記憶。目前歐美學術界和文化界，建築與文學大師對話幾成一時風氣。

南韓近年來的文化建設自強不息，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在高麗大學可見一斑。

奧巴馬贏得了總統大選。但不管他是否當選，我早已是他的擁護者，主要原因就是我在2008年6月間返美度假時看了他的兩本書”The Audacity of Hope”和”Dreams from My Father”，後者的中譯本將由台灣中國時報出版社在11月間正式出版。我曾應邀為之寫了一篇小序（根據稍早在香港英文雜誌《瞄》Muse的英文稿改寫），從一個人文的角度來分析這本書為何令我讀後感慨萬千。在文中我所探討的主題不是政治而是所謂「教育小說」（Bildungsroman）或者「成長小說」。 黑人總統成長之路 奧巴馬在書中十分誠實地敍述了他的成長過程——他如何在自己的實際人生體驗中達到自我認同並邁向政治之路。這一個寫作傳統，在美國政治史上可以追溯到那本世人皆知的經典名著：”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亨利亞當斯的教育），亞當斯是美國政治史上的名人之一，美國總統John Quincy Adams之孫，他的生活教育當然局限於十九世紀的美國。奧巴馬這本書的內容最明顯的不同，就是他人生教育中還包括他的非洲黑人父親和印尼繼父的經驗，而這兩個種族經驗是確定他自我認同的關鍵所在。 其實奧巴馬只見過他的非洲生父不到兩個月，那時奧巴馬的白人母親已經和他離異，然而對奧巴馬一生的影響甚大。書名中的「夢」來自何處？答案很明顯：他的父親。在書中奧巴馬把父親塑造成一個有理想的「國際主義者」（Cosmopolitan），早年留學美國，在夏威夷大學遇到一位有理想的白人女子，迅即結婚，但婚姻並不長久。後來他又到哈佛念經濟，學成返回肯尼亞，原來他早已有了一個黑人元配夫人，後來又娶了另一個美國白人女子作為他第三任夫人，她為他生了個兒子，一路尋夫追到了非洲定居，但在肯尼亞過的卻完全是高等白人的生活。奧巴馬後來到父親老家尋根的時候，與這位白人繼母的家庭格格不入，他認同的反而是他的黑人繼母和繼母所生的兄弟姐妹。這是否是故意作「政治正確」式的表態？ 全書並沒有突顯種族，也沒有把黑人寫得如何高貴或受白人欺侮，而是以同情和悲憫的筆調來描寫這個黑人大家庭，特別是父親理想的幻滅，他除了娶了三個老婆生了一大堆孩子外，在事業上幾乎一事無成。最後，奧巴馬到父親的墳前長跪不起，淚流滿面，默默說了一大段話，這一段「內心獨白」讀來感人之極，從文學的立場而言，不遜於美國黑人文學光榮傳統——從Du Bois到Toni Morrison——中的任何一部經典作品。所以我在上述的兩篇文章中說：即使奧巴馬選不上總統，他也有足夠資格成為一名作家。二十世紀以來的美國總統中有第一流文筆的恐怕只有甘迺迪（肯尼迪）一人，第二位就將是奧巴馬了。相形之下，布殊的口才和「文采」最多也只能得個C，即使有人為之捉刀也無濟於事。中國古人說，「文如其人」，我認為奧巴馬當之而無愧。 自我啟蒙與認同危機 但奧巴馬的才華尚不止此。在電視上看到他和麥凱恩的辯論，甚至他的各場公開演講，並不能完全代表他的人文素養，我從他書中得到的感受深刻得多。他並不是一個種族主義者；他的認同過程也並不那麼單純，因為他是在白人——他的生母和外祖父母——的家庭環境中長大成人的。他認同自己是黑人而不是混血，卻源自他幼時隨母親到印尼雅加達尋夫的經驗。奧巴馬的這位印尼繼父，也毫無種族歧視思想，把他視為己出，並且在短短不到一年中，教他為人處世之道，甚至還和他戲耍，教他打拳。這一段描寫，又使我想到剛過世的印尼偉大作家Pramoedya Amanta Toer的小說《布魯島四部曲》中的第一部，”The Earth of Mankind”（人類的地球），小說的主人翁在荷蘭殖民地學校受教育，說的寫的都是荷蘭文，後來才逐漸認識他的印尼文化傳統，在後來三部小說中變成了一個報紙編輯和梁啟超式的啟蒙主義英雄。奧巴馬的印尼父親不可能給他看這種長期被禁的小說，但他在書中這一章(第二章)所敍述的經驗，也是一個自我啟蒙的過程。 有一天，他在母親工作的美國大使館看到一本《生活》雜誌（當年美國最暢銷的通俗雜誌），內中照片特多，年幼的奧巴馬看到其中一張，內中一個黑人故意要把面孔抹白，為什麼？年幼的奧巴馬從此產生了「認同危機」。原來他母親的家庭也從來不突出種族問題。他逐漸從這個「印象」中認識了他的黑人自我。這一段敍述也令我十分感動。不錯，全章中沒有談到他的「亞洲政策」或印尼人的民族主義，可能亞洲讀者會感到失望，因為奧巴馬最後認同的既不是亞洲也不是非洲，而是美國。然而他心目中的美國早已是種族融合以後的多元社會，而非黑白對立的種族仇恨。 為什麼陳水扁不從中汲取教訓？原因無他：一個是貪婪無厭的政客，另一個卻是有人文涵養的政治家。 原刊於《亞洲周刊》，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香港的建築業並不缺創意人才，但大家都是經濟和市場功能考慮下的犧牲品，是這個龐大地產機器中的一個小環鏈，還談什麼創意？

從中古教堂到現代摩天大樓，建築象徵着文化的變遷。今日建築師究竟反映藝術還是資本的力量？

建築應該從文化「肌理」出發，而非建築師個人的權力慾或自大的表現。

大部份的「實驗建築」展覽之令我失望，就是只重形式，空空洞洞，沒有文化內涵，更毫無人性，看來歐洲的所謂「前衛」建築已經走到盡頭。

香港並不缺少創意，只在「務實」的刻板要求中失去了天馬行空的空間。

或者，中央警署可以改建成一個監獄博物館，取一個跟福柯著作同名的名字「規訓與懲罰」，內中陳列當年曾坐過牢的文人和志士的資料。

「立足台灣，放眼世界」，一點也不錯，問題在於怎麼「放眼」？

《赤壁》下集除了壯觀之外，內容空洞之至，除了娛樂之外，又有何文化意義？

吳宇森《赤壁：決戰天下》了無創意，為了票房和娛樂全然不尊重文學，讓人失望。

澳門的創意文化是邊緣中的邊緣？我因為早已愛上澳門，也不禁憂慮它的文化的將來。

香港電影節兩岸三地的六部新片對我無吸引力，趕着看的首選竟全都是外國片。

台灣請來日本戲劇大師鈴木導演《茶花女》，評價兩極化，考驗異文化間如何對話。

封面圖片：《重回凡間的凡人》宣傳海報（網絡圖片）   話劇《重回凡間的凡人》觸動港人「集體感情」，連演二十場，造成轟動。   香港每年一度的藝術節已於三月底結束，2011年特別熱鬧，各種節目——音樂、舞蹈、戲劇——燦爛繽紛，令人目不暇給。我因興趣所致，觀賞的多是音樂節目，但最後卻得到一個意外的驚喜，受邀觀賞話劇《重回凡間的凡人》，此乃香港演員潘燦良初任編導的「處男」作，成績不俗，雖早有行家寫過評論，但仍然值得在此討論一番，因為此劇連演二十場，造成轟動，顯然也觸動了港人的某種「集體感情」。   此劇的英譯名是An Ordinary Man，意即「凡人」，顯然意圖從一個凡人和他平凡的生活中反映現今香港人的心態。中文劇名又加上「重回凡間」，則又意指已逝的上一代和這一代人的感情糾葛﹕劇中另一個更平凡的人（卻沒有出場）是主角阿寬的父親，他的死，啟動了阿寬對人生的反思﹕「他展開了少有關心過的感情觸碰，對生命、家庭、愛人、朋友和存在價值重新定義。」這是一個世界文學上共通的永恆主題。   香港演繹 平凡生活   共通的主題可以在不同文化的背景脈絡中用不同的藝術形式來表現，潘燦良的着眼點是香港，用的是粵語，展現的是今日香港的現實。不少同場觀眾都告訴我說﹕這就是香港人的生活和表達感情的方式。那麼，作為一個外來者和半個香港人，我為什麼依然受到感動？戲劇的魔力恰在於此，它既能反映人生觀點，又能引發觀眾超越時空甚至跨越文化語言背景的共鳴，否則北京名演員英若誠也不會把美國名劇作家亞瑟．米勒（Arthur Miller）的《推銷員之死》譯成中文在中國演出，造成極大的轟動。我覺得《凡人》確實帶點早期米勒作品的影子，它呈現的香港現實也讓香港人反省一個更具有普世價值的倫理親情問題﹕當今倥傯忙碌的「搵食」（賺錢）生活是否使香港人——特別是男人——忘記了親情？這一切是否值得？   非但是親情，愛情也受到損傷，主角阿寬對前後兩位女友都不能完全付出自己的感情，他只懂得玩，得過且過，不想結婚，反而是他的前任大陸女友說話直爽，懂得在婚姻生活中過平常日子，「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麼就夠了，做人就是這麼簡單」。這個大陸女人（香港人稱之為「內地人」）也成了阿寬的「她者」，正如他死去的父親成了陰魂不散的「他者」一樣，這兩個角色都觸動了主角的反省，幫助他恢復人性。   處理這個看似平凡的主題，潘燦良採用的是一種「間接」手法﹕角色之間沒有直接對抗或衝突，而是用小動作和各種細節來表達心情，這也可以說是一般華人（包括香港人）的行為特色﹕不敢公開表露感情，親人之間的肢體接觸也不多，卻注重日常生活上的儀式細節——如吃飯穿衣——將之變成間接傳達親情的方式。其戲劇性的「緊張」當然不足，從頭到尾似乎沒有高潮，又如何令觀眾反省？這是對編導的一大挑戰﹕把平凡生活中的一點一滴變得不平凡，從小動作中見人性，從小見大，這恰是所有寫實劇必須接受的挑戰。   跳出寫實 進入「寫意」空間   西方現代寫實劇——從易卜生到亞瑟．米勒——往往把主要人物「擴大」，甚至上升到象徵層次變成悲劇英雄（tragic hero），米勒的《推銷員之死》顯然如此，易卜生的《人民公敵》主角更如是。但潘燦良並沒有用這個手法，他幾乎把阿寬這個角色的英雄稜角完全磨平了，甚至連憤怒的情緒和場景也不多，這可能和作者的個人經驗有關（一個朋友父親的死令他想到自己已逝的父親），因此阿寬成了一個平庸的人，但所有的角色又圍繞着他團團轉，他的「主體性」又如何發揮？   作者用的手法是獨白和說夢，甚至夢遊太空，卻被一股莫名的力量推返地球和人間——他用這個夢作全劇的開端和點題，也用另一個夢（當母親也逝世的時候）作結束，既寫實又有象徵意義。最後主角「用手從心口拿出幻想出來的心臟，然後做着心臟在手中跳動的動作」，甚至令台上的其他演員做着類似的動作，意義自明，但表現的方式則越出寫實主義的框架，這也是米勒的同代人、另一位名劇作家田納西．威廉斯（Tennesse Williams）常用的手法。它可以把舞台上寫實空間轉變為「寫意」空間，產生另一種間離效果，但情感上的向心力依然無損，反而更形彰顯。   女主角狂練普通話   抽象又簡約的舞台設計一向是現代戲劇的主要手法，此劇也不例外，因此演員的動作和語言更顯得重要。張錦程飾演的男主角戲最重，但造型反而有點模糊，其光芒有時被其他次要角色——如母親（何英瓊飾）和姐姐（黃哲希飾）——所掩蓋，何及黃個性顯明，演得更入木三分。香港名藝人蘇玉華一人飾二角，演阿寬的兩個女友，使出渾身解數，以流暢的普通話（據聞在名師指點下苦練了半年）把大陸女人郭瑤演得活靈活現。相形之下，現任女友阿琪的角色就顯得太溫順了，沒有什麼發揮的餘地。為什麼一個大陸的平凡女性更坦誠、更能面對人生？這是否反映了香港人已經失落的「主體性」？必須經由內地的「她者」來重新界定？這一個看似微不足道的小角色反而引出一個大問題，有待探討。   原刊於《亞洲周刊》，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知何故，近幾個月來我時常夢見回到哈佛，已經不知身在何處；在夢中我 是個過客，是來｢補課｣的，竟然找不到教室和授課的時間，驚恐萬分，然後醒覺。

史華慈並不是一位漢學家，而是一位跨學科的人文學者，如今他這類的學者也逐漸凋零了，甚至後繼無人。

我認為哈佛的長處就在於它相容並包，各路英雄豪傑來此聚聚一堂，切磋各種學問，變成一個學問和知識的大薈萃。

如果沒有前瞻的冒險精神，香港西九可能又變成另一個迪士尼樂園或豪宅區。

台灣愛樂樂團人才輩出，代表一個新的氣象，標誌着西方古典音樂在亞洲的生根發展。

全劇是由一首首旋律動人的獨唱、重唱與合唱連串起來的，所以樂隊並沒有叙事的功能，只在為歌曲伴奏而已，因此我覺得反而委屈了葉詠詩的指揮才華和台灣國家交響樂團的演奏潛能。

奚淞用寫實畫法，展現了一個充滿靈氣的幻境，使我看到畫中的「靈光」。

她生於望族，卻同情弱勢；旗幟鮮明信奉馬克思主義，卻不固執於意識形態。

作為光蓁的朋友和樂迷，我義不容辭地支持此書的出版，並希望不久即可出簡體字版、在海內外廣為流傳，樂迷們更應該人手一冊。

此次也有三位香港「馬勒仔」來此朝聖，又巧遇數位從香港飛來的醫生朋友，可見馬勒迷和阿巴度的粉絲無處不在。

為了聽這一場，我在音樂會半年前就寫信向主辦當局訂第一場的票，但被列入「後補」，我心有不甘，寧願更改日程，終於趕上第二場──也就是他的第200次演出，真可謂是躬逢其盛。

《老人與海》擺脫一切情節上的瑣碎，專注於一個老人的心態和心理活動。他獨自駕舟在海上捕魚，碰上一條大魚上鈎，於是人和魚展開一場拉鋸戰。

近年來由於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影響，發展中的國家突然致富，大興土木，為世界各地的建築師招來大批生意，競相投標蓋大樓，於是遂有所謂「超級現代主義」之說，這種新的國際風格，以設計的獨特和材料的嶄新和堅固為特色，成了大都市的座標，雄霸一方（往往在市中心），和周圍環境不發生關係。

近年來由於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影響，發展中的國家突然致富，大興土木，為世界各地的建築師招來大批生意，競相投標蓋大樓，於是遂有所謂「超級現代主義」之說，這種新的國際風格，以設計的獨特和材料的嶄新和堅固為特色，成了大都市的座標，雄霸一方（往往在市中心），和周圍環境不發生關係。

這位鋼琴家也在該校的音樂系擔任教授，時常開獨奏會，我遂得以在校園現場親聆，只見他在台上雙手——很大的手——飛舞，但坐姿表情卻聞風不動，甚至顯得鬱鬱寡歡，奏出來的李斯特樂曲卻是無限激情，令我深受感動。

香港人不能只做「鄉人」而不做「國人」和「世界人」，必須三者俱備，我們要效法梁啓超。就目前的情況看來，最重要的反而是「世界人」的文化認同。

香港人不能只做「鄉人」而不做「國人」和「世界人」，必須三者俱備，我們要效法梁啓超。就目前的情況看來，最重要的反而是「世界人」的文化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