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雪林認為上古文化如希臘、印度、希伯來、天方，都不是閉門造車創做出來的，其來有自，應予重視。
只要有心，只要有情，哪裏都一樣，天涯共此時，千里共嬋娟……
《三字經》有謂：「昔仲尼，師項橐。」——說的是，孔子以七歲小孩項橐為師之軼事。孔子也曾向東周守藏史老子請益。
余光中從香港移居高雄，在國立中山大學任教。1986年，余光中為木棉花文藝節寫下〈讓春天從高雄出發〉一詩。作者與高雄市關係同樣密切，改寫余光中這首詩，悼念一代詩翁。
迄今為止，日本國家領導人從未親臨中國，就1937年南京大屠殺道歉。唯有以歌賦的形式，悼念屠殺中的死難者。
小川糸：「我不喜歡因為『這東西就是這樣啊』就妥協或勉強自己不斷忍耐這些微小的煩躁，而是會徹底找出最佳解決方案。」
霍老師受訪時說：「二胡是否推廣、普及了便是好？不，音樂得講內容。我常問自己，要繼續將二胡跟爵士等樂種融合嗎？我想發掘二胡特性，同時創造能代表這個時代的音樂。」
「我一生與詩結了不解緣，讀書、研究、教學、翻譯都集中在詩。」張曼儀如是說。翻譯過程讓張曼儀如像重歷了卞之琳的詩歌創作過程，對他的認識又加深了一層。
大圍村有10多姓村民聚居，當中韋氏人口最多。大圍村只有一間韋氏宗祠，其他氏族每當舉行傳統節慶如新春點燈，便在侯王宮進行。
有許多人嘲笑新詩，說亂寫到人家不明便是新詩了，令許多想學新詩的人卻步；幸而，一批堅持自己寫法的詩人——包括余老師——要讀者讀得懂，也要見詩人的文字功力和傳統文學修為，是當時詩壇清流。
余光中教授曾發表〈中文的常態與變態〉，文章後來收錄於散文集《從徐霞客到梵谷》。這篇論文讓我獲益良多，今日我仍經常翻看、溫故知新。
《瀟湘水雲》不單為文人發洩對朝政腐敗憤慨之情的琴曲，也表達了懷念家鄉的悲傷和無奈。明白了《瀟湘水雲》這層感情深意，也就能了解蔡德允老師思念家鄉的情結，引起對琴曲偏愛的更深一層原因。
一般情況下，詞語「施行」的「施」字，與「師」同音，但柳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的「施施而行」一詞，「施」字怎樣讀？
商人尊神尚鬼，每事必卜，遂造就了中國最早的文字及歷史記錄──甲骨文，中華文明從此脫離神話、傳說的蒙昧階段，進入信史時代。
衛聚賢的論述何以不能得到主流學者的推崇及鑑賞呢？筆者認為原因是他的見論走得太遠，太前衛。
余光中作品中不忌諱死亡，他表示不怕死亡。不怕死亡，當然也就不懼年老，不懼白髮了。然而，余光中真的不懼死亡嗎？人真的不懼死亡嗎？
我讀書十幾年，從未遇上過一個這麼認真的老師——他的中文字一點不潦草，整齊清晰之外，連微小的語文錯誤都細細糾正了，這樣批改一個作業要花上多少時間啊？
絲路不是一條駱駝在大草原上踩出的路徑。它是一個概念：是全球化的原型。
接受其他媒體訪問時，霍世潔老師曾以《野蜂飛舞》等曲演繹方法屢見創新為例，提及二胡在技術上的提高和進步往往由行內人集體追求而得，說這種藝術形式既繼承音樂傳統，又講求突破。
最近有幸親身在香港欣賞到日本寶生流的能劇，當中的《石橋》感到豪華及喻意深遠。
早在19世紀下半葉，天主教傳教士已到西區設立傳教基地，最先興建的是西環養正院，其後，多間教堂和學校相繼設立。位於西環的聖安多尼堂每年更舉行「耶穌出巡愛西環」活動，為少有的宗教巡遊活動。
由於過去的史實不能無縫的與當下的時局配合，執政者就會把歷史事件改編成歷史故事以配合政治需要，久而久之，歷史故事成了群眾的「記憶」。
衛聚賢性格倔強，一生多是窮困時刻，飽受磨難，但他研究學習毅力秉性驚人。他有真才實學，對別人評價絕不上心，受人嘲貶不以為然。
北方士族能同化胡族，南方士族「宏擴斯文」，今日要復興中國文化，非從兩漢儒學開始不可。
自少伶影雙棲，拍過電影，甚至後來還在台灣當過助導，但輝哥最後卻投身舞台，一言以蔽之，就是言傳身教，將粵劇表演藝術有系統地傳授予新秀演員，並讓他們踏台板，爭取演出經驗，上演多元化劇目，吸納更多年輕觀眾。
香港粵劇名伶阮兆輝七歲已入行，早就享有「神童」的美譽，踏足演藝界多年，如今已成為粵劇的「萬能大老倌」，他不但能演活生、淨、丑等行當，亦能編、能導，而且還鍥而不捨地為粵劇播種，從事各種推廣、傳承的工作。
由六藝文化教育基金首次主辦的大型音樂會 –– 中西樂頌平安夜，於 2017 年 12 月 24 日下午三時正在牛池灣文娛中心劇院舉行。
我覺得圖書館是一個繽紛世界，是濃縮的人生。人們在這兒大可以歡呼雀躍、感動流淚，更何況是通電話？看書，未必是正襟危坐、一本正經才能入腦的。
一般我們說去林村都是到許願樹一帶，原來林村於南宋時期已開始有人定居，現時有26條鄉村，雖然地名以林姓為名，但村民並非以林姓為最多。
在香港，師生們可以不黨、不私、不賣、不買、不盲，認真研習本國的歷史，相對於台灣與內地要背負沉重的政黨包袱，香港蕞爾小島要承受的壓力是輕省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