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各大學有充分理由感到自豪。在QS世界大學排名中，五所本地院校躋身全球百強；在QS亞洲大學排名中，香港更佔據前十名中的五席。這些成就是數十年投資、師生努力，以及香港對高等教育長期承諾的成果。
然而，作為關心香港未來發展的一分子，我認為排名上的成功同時帶出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如果香港已確立其亞洲領先高等教育樞紐的地位，下一步應該是什麼？
今天的挑戰
過去30年的大部分時間，答案似乎很直接，就是提升國際地位。排名提供了有用的基準，讓香港的大學證明自己能與全球頂尖院校競爭。在許多方面，這個目標已經達成。
今天真正的挑戰已經不同。排名可以告訴我們香港的大學與全球同儕相比如何，卻不能告訴我們，我們是否正在創造香港真正需要的成果。問題不再是香港的大學能否在國際上競爭，而是它們是否正在產出對香港未來最重要的價值。
隨着北部都會區的發展，這個問題變得愈來愈迫切。政府計劃在新田、洪水橋及打鼓嶺建設大學城，這不只是校園擴建項目，更是一項重大的公共投資，旨在把高等教育、創新科技、產業發展與人才培育更緊密地連結起來。
當城市投入如此規模的資源，我們理應追問：大學應該為此交出什麼成果？無論是否支持計劃的每一個細節，我認為北部都會區改變了整個討論框架。它把問題從香港的大學的國際排名，轉向如何貢獻香港未來的發展。
放眼全球，頂尖大學早已按其希望創造的成果來衡量自己。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每年公布技術轉移數據，包括發明披露、專利申請及衍生企業數目，並將其與學術成果並列。哈佛與牛津則長期培養政治領袖、政策制定者和公共知識分子。新加坡國立大學近年則強調專利、創業項目及技術轉化成果，使大學發展與國家發展策略相互配合。
這些院校的重點各有不同，但有一個共通之處：它們都清楚知道自己要實現什麼。
成功缺乏清晰定義
相比之下，香港的大學往往同時肩負多重目標。研究卓越、國際聲譽、經濟影響力、人才培育，每一項都重要。然而，在香港下一階段的發展中，究竟哪些成果應該用來定義成功，卻仍然缺乏清晰答案。
而北部都會區正迫使我們正面回答這個問題。如果領導力培養重要，我們是否有系統地追蹤那些日後成為大型企業、公共機構或國際組織領袖的畢業生？如果創新重要，我們是否以衡量學術引文同樣嚴謹的標準，去衡量成功的衍生公司、專利、產業合作及技術商業化成果？
如果留住人才重要，我們是否評估有多少畢業生選擇在畢業後留港發展事業？而如果北部都會區重要，我們是否評估大學是否正在培養其先進製造、生命健康科技及人工智能產業集群所需的人才、研究成果與創業活動？與每年排名的升跌相比，這些問題受到的關注其實少得多，然而它們對香港未來的影響卻更為深遠。
作為香港人，我對本地大學能夠吸引世界知名學者與諾貝爾獎得主，感到由衷自豪。這些成就鞏固了香港的學術聲譽，也提升了國際能見度。然而，吸引傑出學者與培養下一代具變革性的創新者，不是同一回事。每當看到這些亮眼成績，我都會思考另一個問題：香港的大學是否正在認真規劃，如何培養下一代具有諾貝爾獎級別影響力的創新者？
港人需要公共討論
我不認為香港高等教育下一階段的目標，只是繼續在既有排名上向上攀升。我們真正需要的，是一場關於大學使命的公共討論。
我們應該開始認真思考：大學如何既能貢獻香港的發展，又能回應國家更廣泛的需要？我們期望大學為香港未來繁榮作出什麼貢獻？它們應如何支援經濟轉型與科技創新？又應如何培養企業家、科研人才、公共領袖與專業人士？
不同答案，必然會產生不同指標，這是應該的。如果香港的優先次序與世界上其他高等教育體系完全相同，那反而是奇怪的事。國際排名仍然重要。它們是衡量學術競爭力與國際聲譽的重要參考，也能讓我們與全球頂尖院校比較，但不應被視為成功的唯一定義。
未來討論的焦點，不應再只是排名能否再上升，而是每所大學能否建立清晰而獨特的使命。重視創業精神、科技創新、公共領導或專業實踐的院校，自然會孕育不同的文化、優勢與人才。
作者簡介：
殷暉，香港恒生大學市場學系高級講師，擁有逾30年專業及學術經驗，曾在港鐵公司、怡和集團、貿易發展局、香港總商會及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擔任不同職務。1994年獲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商業學士，2011年獲香港浸會大學公司管治及董事學碩士。現任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政策倡議及研究委員會聯席主席、《中國日報》（香港版）專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