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碼或數位人文（digital humanities）於2004年由學者John Unsworth、Susan Schreibman與Ray Siemens三位學者共同確立（註）。它強調資訊科技與人文學科的跨學科協作，但更應被看重的是當中人的主導與創造性。
在人工智能日漸普及的今天，我們需要深入思考的是：人文學科在與AI協作的過程中，究竟需要具備什麼能力，才能為人文內容創造新的價值？本文嘗試以情境創設（contextualization）為切入點，探討這個問題。
材料的掌控能力
情境創設的理念源於情境認知（situated cognition）等相關理論。在教學領域中，情境認知並非新鮮概念，它強調學習應在真實或模仿真實的環境中，通過互動而產生。
而在數碼人文的脈絡下，情境創設為這套教學方法開啟了更多實踐上的可能。現時人文學科經常運用AR、VR、3D建模等技術還原歷史時空與人物，形式百花齊放，但優秀的情境創設，最核心的要素並非以技術堆砌出唯美的畫面，更值得我們重視與探討的是設計者對材料的掌控能力──從解構、詮釋到再創造，每一步都考驗着設計者的學科專業與創新能力，二者缺一不可。
AI說唱 創造古今對話
最近，由國內創作團隊「喆FILM」製作的AI饒舌（rap）影片《過來人》迅速爆紅。片中十位重量級古代人物──杜甫、蘇軾、劉邦、項羽、勾踐、孫悟空、曹操、李白、諸葛亮、司馬懿一起出現在一個現代酒吧中輪流饒舌，台下的觀眾則是古今各階層的社會人物。
十位古人以跨越時空的過來人身份，逐一安慰現代人所面對的種種困境。影片推出僅數天，播放量已達1.24億次。把古代人物置入當代普羅大眾的生活場景，再配上流行的饒舌形式，這正是善用情境創設，為古今人物創造出對話空間的絕佳示範。
談到AI如何應用於人文學科的學與教，不少人會認為只要在課堂中加入AI元素即可，例如以AI搜尋資料、AI工具輔助成果展示或教學評估等。但這些跨學科結合最終能否發揮成效，往往與我們「為什麼用」、「用來做什麼」密切相關。簡而言之，就是必須用得其所。
誠如上述《過來人》的例子，創作者把古代人物轉化為活在今天的過來人，與現代人對接。這個情境創設目的，必然包含期望古人與今人透過共置情境而產生情緒交流與共鳴──而它確實成功了。
然而這份成功絕非偶然。創作人王琨喆本身曾任傳統媒體的編導、導演與攝影師，近數年才自學並轉型投入生成式AI影像與音樂創作。由此可見，優秀創作的背後，是多元的專業能力與人生經歷的積累，才能孕育出影響力如此巨大的數碼人文作品。
既是使用者 也是設計者
那麼，作為人文學科的教育工作者，我們究竟是情境創設的設計者，還是使用者？讓我們一起嘗試探索答案。
教育局近來也為前線教師提供了一些AI應用於人文學科的例子，如在高小人文科關於「日本侵華戰爭的原因及抗戰時期的發展」這個課題中，便設置了讓學生分組進行「與抗日戰士AI對話」的活動，期望學生透過情境創設更真切地了解老兵的抗戰經歷，加強與課題的連繫。
這個理念其實很好，但在真實教學場境中使用時，這類情境創設最具挑戰性的便是對話的內容設計：它是否足以引起學生思考？能否拉近雙方背景的差距，讓老兵與學生之間的對話真正配合教學需要或成為有效的動機引起？再進一步說，這些對話能否引發學生探究日本侵華戰爭課題的精神？能否讓學生代入當時老兵的情境與感受？
這些深層問題，才是使用情境創設教學時，教師最需要細緻考量之處，也是我認為最具挑戰性的部分。也就是說，當教師使用這些設計時，某程度上是在進行第二次轉化──按課堂教學目標、學習能力等增刪、甚至加入自行設計的材料。因此在某程度上，教師既是情境創設的使用者，也是設計者之一。
當學生成為設計者
再以高小「香港今昔」單元為例，當中建議教師可讓學生運用AI工具，生成特定年代有關衣食住行的資料，以及昔日香港面貌的照片。在這個過程中，學生搖身一變成為了情境創設的設計者。那麼，學生又需要具備什麼專業能力？例如他們是基於什麼資料來生成圖片的？如何避免學生誤信失實的資料？如何讓學生在生成圖片的過程中保持批判思維？
這一連串問題，正正回到我們為何要培養學生具備良好資訊素養這個根本命題。因為學生跟教師一樣，同樣擁有設計者與使用者的雙重身份，而學生的專業能力定必由良好的資訊素養基礎做起。
要體現數碼人文價值所在，當作為設計者時，我們需要對材料具備理解與創造的能力；當作為使用者時，我們也要有按情境再轉化的判斷力，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科技為人文提供敢想敢做的載體，而人文又賦予科技前所未有的溫度。
註：Susan Schreibman, Ray Siemans & John Unsworth. “A Companion to Digital Humanities”. Oxford: Blackwell, 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