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 Jan 03 2025 23:59:59

社會議題是最好生活教材 學校如何借題發揮推動價值觀教育?

香港社會的良知與公義感,從來不是教出來的,而是在獅子山下共同生活的歷史中孕育出來的。價值觀教育的意義,不是去製造這種精神,而是讓下一代理解它的珍貴,並有能力將它延續和深化。

教育局於2026年公布更新版《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以「立根中華、聯通世界、擁抱未來」為總體發展方向,並建議學校可按校情、辦學理念及價值信仰,參考12個首要核心價值觀,包括「堅毅、尊重他人、責任感、國民身份認同、承擔精神、誠信、仁愛、守法、同理心、勤勞、孝親、團結」等,自行設計及推行校本價值觀教育課程。

然而,價值觀的內化從來不是靠課堂宣講完成的。近年,宏福苑大火中市民自發救援、十歲女童獨自提兩大袋啤酒的影片引發社會深度關注──這些真實的社會議題,恰恰是學校推動價值觀教育最有力的活教材。問題在於:學校如何有意識、有方法地借用這些議題,而非停留於「感動一下」或「議論一番」?

社會的活教材

宏福苑大火造成168人遇難、約4000名居民流離失所,是香港數十年來最嚴重的火災之一。但災難中市民排長龍捐物資、義工從四面八方趕來,有巴基斯坦裔義工說「香港是家,家人有難必須幫」──這些行為體現了「仁愛、國民身份認同、同理心、承擔精神、責任感」。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互助是自下而上的道德自覺,而非行政動員的結果。

十歲女童提啤酒影片引發社會關注,公眾的不安不只是看到一個孩子做苦力,更是追問一個孩子為何需要承擔成人責任。它指向家庭處境、社會支援網絡、兒童保護等結構性問題,這種追問本身就是價值觀教育的好素材。

此外,學童精神健康危機(2025年15歲或以下學童自殺率由0.9升至2.9,新學年首六日已錄得至少八宗輕生個案)、社交媒體與親子衝突(逾六成家長曾因子女使用社交媒體發生衝突)、申訴專員公署移除調查報告(2025年5月無預告下移除2023年4月前報告)、皇后山邨食水瀝青事件與冒牌飲用水風波(涉5294萬元合約批給涉嫌詐騙製造商)、少數族裔與弱勢群體融入(平機會提出24項支援建議)等議題,均可納入價值觀教育的討論範疇。

價值觀教育應引發學生內在的社會關懷和仁愛精神。(Shutterstock)
 

體驗式、服務學習

至於學校如何落實推動價值觀教育?可從以下思路出發:

首先,將社會事件轉化為體驗式學習,中、小學均適用。宏福苑大火後,大量學生參與義工服務、物資分發、情緒支援。學校可將這類經歷納入「其他學習經歷」的正式框架,引導學生進行結構化反思:為什麼有人會無償幫助陌生人?社會弱勢群體在災難中最需要什麼?同理心與同情的區別在哪裏?關鍵在於持續性,一次性的探訪只是體驗,持續數月的陪伴才可能真正塑造價值觀。

其次,在課程中強化結構性的同理心,價值觀教育可層層遞進。十歲女童提啤酒的畫面之所以令人不安,是因為它暗示某些家庭可能面臨的困境。價值觀教育不應止於看到需要幫助的人就去幫,還應引發學生內在的社會關懷和仁愛精神,並引導學生追問:為什麼有些人需要幫助?社會制度可以做什麼?這正是承擔精神、責任感、孝親與尊重他人的深層含義:承擔不僅是對眼前個體的援助,更是對不公正結構的關注與改善意願。

其三,建立「服務學習」的非正規課程,成為學校學習特色,也可成為常設機制。建議借鑑宏福苑救援中「一戶一社工」的模式,設計學生可參與的低門檻、持續的服務項目,例如與社區關愛隊合作,定期探訪獨居長者或弱勢家庭。服務學習不應是課外活動,而應與課程目標掛鈎,並設有反思環節。

其四,教師作為價值觀教育的示範者,人人可教與人人可學,以全校參與模式推行價值觀教育。宏福苑大火中,許多教師第一時間參與支援工作,他們的行動本身就是對學生最有力的價值觀教育。學校應鼓勵教師以真實的社會參與來示範何為責任感、承擔精神與同理心,而非僅在課堂上宣講。

此外,學校亦可將問責意識納入價值觀教育框架,讓學生履行公民責任,實踐承擔精神。宏福苑大火中,市民要求官員問責的呼聲達到頂峰,雖然至今未有任何主事官員因火災而須問責下台,但調查報告已交特首,一切有待特區政府正式發落。價值觀教育中的承擔精神若只指向個人層面的義工服務,而不包括對公權力問責的公民意識,那便是對「承擔」的窄化。要求問責,本質上是對受害者展示最深層的「守法、誠信、同理心」──悲劇不能無聲地被輕輕抹去。

學校亦可將問責意識納入價值觀教育框架。(灼見名家圖片)
 

自發互助與制度支援

獅子山下的敘事強調同舟共濟、自力更生,這毋疑是香港寶貴的精神資源。但當十歲女童需要獨自提兩袋啤酒上斜路、當學童自殺率飆升、當食水安全需要市民自行發現而非部門主動預警,互相幫助是否掩蓋了某些結構性問題需要急切解決?

學校在推動價值觀教育時,可以引導學生層層遞進地思考:民間善意的邊界在哪裏?自發互助與制度支援之間是什麼關係?問責是否也是一種同理心?價值觀教育若只歌頌互助、不追問制度,便是在教下一代用善後彌補預防的缺失。此外,強調「勤勞、堅毅、團結、尊重他人」的「獅子山精神」是資產還是遮蔽?它不應被工具化為對現狀的安慰,而應引導學生追問:在互助之外,一個公義的社會還需要什麼?

香港社會的良知與公義感,從來不是教出來的,而是在獅子山下共同生活的歷史中孕育出來的。價值觀教育的意義,不是去製造這種精神,而是讓下一代理解它的珍貴,並有能力將它延續和深化。學校不能辜負這些教材,既教學生看見苦難中的互助,也教學生追問苦難背後的不公;既培育同理心,也培育問責的勇氣。這才是從教學生做好人走向做負責任的社會及國家公民的關鍵一步。

鄒秉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