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上文 〈《中小學數字教育發展藍圖》之愚見〉，本文筆者嘗試提出五組初步建議。
引入認知影響評估
一，教育局應超越傳統的學術誠信與網絡安全防護框架，全面借鑒歐盟的《人工智能法案》及學界前沿標準，在香港中小學引入「認知影響評估」（Cognitive Impact Assessment, CIA，見前文）。
對於學校擬利用優質教育基金採購或訂閱的各類商業AI工具，教育局應聯合教育學家與認知心理學家設立基於CIA的嚴格審核清單。評估維度必須包含：該工具是否會導致學生的工作記憶過早被卸載？是否會削弱學生對長文本的深閱讀與專注力？是否容易產生「幻覺」進而誤導處於認知成型期的學生？
另外，香港應與本地專上院校合作，對實施AI教學的試點學校進行長期的神經科學與行為學追蹤。實證檢驗上文提出的「表現與學習悖論」是否在香港課堂中重演。若發現學生在脫離AI後的核心計算、寫作或邏輯推演能力出現顯著衰退，應立即觸發政策熔斷機制，強制暫停或大幅調整該科目的AI應用比重。
研發教育大語言模型
二，目前《藍圖》將提示詞工程（Prompt Engineering）的重擔幾乎完全推給了一線教師，這不僅不切實際，更無法從根本上避免學生利用泛用型AI直接獲取答案。香港應充分利用20億港元的專項資金以及與數碼港、科學園的創科協作優勢，效仿新加坡的SLS平台，集中力量研發香港專屬、蘇格拉底式的教育大語言模型（Socratic Educational LLM）。
這款香港專屬模型的底層預訓練與微調必須被嚴格限制。當學生輸入問題時，系統絕對不可輸出完整答案或代碼。相反，要全面實踐「慢人工智能」（Slow AI）哲學，它必須被訓練成一個耐心的反問者：「你目前卡在哪一個步驟？」「你能否回憶起我們剛學過的相關定理？」以此強迫學生大腦保持高強度的認知活躍與自我反思。
該模型應吸收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的所有課程指引、優質教材及評估標準進行訓練，確保其輸出的引導語境完全符合香港的教育語境、價值觀與學術要求，徹底杜絕泛用型AI可能帶來的文化偏見、虛假資訊或不當內容。
政策應限制被動消費
三、汲取海外一些國家教育科技計劃的核心理念，教育局在審批學校的數字教育發展計劃與撥款申請時，應將評估焦點從購買了多少軟件授權徹底轉向這些工具引發了何種層級的學生認知活動。
政策應明確向學校發出指引，利用AI進行簡單的文本潤飾、自動生成圖片以應付美術作業、一鍵生成學習總結，均屬於低階的被動消費。真正的主動使用，應聚焦於讓學生利用AI進行複雜的數據建模分析，以解決真實社區問題，如《藍圖》附件提及的分析氣候變化數據或長者輔助工具設計）；與AI進行反方辯論以鍛鍊批判性思維；或編寫代碼訓練AI模型以深度理解算法邏輯。
《藍圖》規定的教師每三年30小時數字培訓要求是一個良好的開端，但培訓內容的重心必須從工具操作教學全面升級為教學法重構設計。教師需要學習的核心能力，是設計出創新型評估：即使學生使用了AI工具，也必須展現其獨特的人類智慧與深層理解，徹底顛覆傳統的考核模式。
採取明確分級規定
四、面對AI對大腦神經可塑性的潛在深遠影響，香港在兒童保護上應採取更具剛性的政策，借鑒新加坡與歐盟的嚴謹態度。
筆者強烈建議教育局，將目前的軟性建議升級為明確規定。如在初小階段（小一至小三）階段，決定哪些課堂內或某個百分比的課堂內容，不得讓學生直接與任何生成式AI進行文字或語音交互。此階段的核心任務是增加建立兒童的實體感知、人際共情以及基礎的讀寫算神經迴路。計算思維的培養應完全依賴「不插電」（Unplugged）的實體邏輯遊戲。
小四以上的學生僅能在受嚴密監控的學校局域網絡或封閉教育平台（如上文建議的官方專屬模型）中接觸AI。同時，配合《藍圖》中的家校合作策略，教育局應發布清晰的家長指引，強烈建議家長限制低齡學童在家中無監督地使用泛用型大模型，以防止其發展出對機器的心理依賴或嚴重的認知惰性。
構建系統級學習分析框架
五、數字教育的最高境界在於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因材施教」與大規模定制化。香港應進一步發揮類似教育城的數字樞紐作用，並積極對接國家的教育數字化戰略。
筆者建議構建系統級學習分析（Learning Analytics）框架，強調數據素養（Data Literacy），教育城應全面優化學生評估資源庫的底層架構，使其不僅能自動批改客觀題，更能透過深度學習算法，精準勾勒全港每一位學生的知識圖譜與能力缺陷。這將賦能一線教師實施極具針對性的教學干預，實現數據驅動的精準教學。
再者，要深化大灣區虛實融合教育空間的聯動，配合中國內地《「人工智能+教育」行動計劃》中構建「未來教育空間」與「國家智能算力平台」，香港可爭取將本地的部分優質教育語料數據與內地頂尖的算力基建安全、合規的對接。透過組織深港兩地的AI先導應用場境項目，推動兩地師生在開源教育生態、語料共建、模型共測方面的深度學術與實踐協作。
總結而言，《中小學數字教育發展藍圖》為香港基礎教育的現代化與數字化轉型奠定了堅實的財政、政策與資源基礎，充分展現了特區政府與時並進的戰略眼光與施政魄力。然而，正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嚴厲警示的，技術的引入從來不是價值中立的，它正深刻地重塑着人類的思維方式、社會關係甚至大腦結構。
香港在推進落實《藍圖》中，必須時刻警惕「技術至上主義」的短視陷阱，防範「認知卸載」帶來的表現與學習悖論。透過大膽引入嚴格的認知影響評估機制、集中力量開發堅守「慢人工智能」理念的蘇格拉底式專屬教育大模型、徹底跨越數字使用與設計鴻溝，並建立具備法律約束力的年齡保護護欄，香港方能真正實現「科技向善、人文關懷」的宏偉教育願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