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說筆者前文（刊2026年6月19日〈制度重構北部都會區何需要「一區兩制」〉）回答的是「制度如何重構」，即北都需要「一區兩制」來破除法律障礙和推進改革，那麼接下來的問題是：在這一制度空間中，「合肥模式」能夠為北都提供哪些具體的產業發展路徑？倘制度重構僅停留在基建提速、流程優化的表層，未能觸及「戰略定力、風險共擔」核心，北都就只能是一個更高效的基建開發商，而非真正的產業引擎。
合肥模式本質與邊界
2022年，我曾到訪這座因新興產業崛起而備受矚目的「黑馬城市」，了解當地高科技產業發展。如今，「合肥模式」已經成為全國熱議的現象級話題，它標誌着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轉型：從依賴土地財政和基建驅動，轉向由政府資本引領的產業培育，其核心是優先投資戰略性的硬科技，容忍早期虧損，並圍繞龍頭企業建立完整產業生態。
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是長鑫存儲，這是中國唯一實現量產的國產DRAM（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製造商。2016年合肥市政府投資平台以巨大勇氣支持這家企業，挑戰由三星、美光等主導的全球市場。合肥產投公司出資144億人民幣，拿下第一期項目八成股權。2022至2024年長鑫累虧逾300億人民幣，但合肥堅持續投、主動稀釋股權，引入大基金、阿里、騰訊等60多家機構，構建「國資領投，產業跟進，市場加注」架構。
今年首季長鑫淨利潤330億人民幣，有評論形容這是「一個季度賺回多年虧損」的華麗轉身。隨着其科創板IPO（首次公開募股）獲批，合肥政府有望收穫歷史上最大的投資回報。
然而，任何成功模式都有邊界。合肥早期同樣依賴基建與土地投入，並非所有投資都成功，真正核心在於「專業判斷與容錯機制」，整個模式高度依託內地國資體系與行政協同。因此，香港北都的借鑑方向應是邏輯移植，而非制度複製。
合肥模式三大核心支柱
合肥模式能夠持續複製成功，依託三大不可替代的支柱，而這恰恰是北都乃至香港整體產業發展最缺失的能力。
一、跨周期的長期戰略定力。合肥一旦鎖定硬科技賽道，便十年如一日深耕。從長鑫到蔚來，政策連續穩定，資源持續投入，不因官員更替或市場波動而動搖，願接受10年以上的投資回報周期。長鑫多年虧損，最終「一個季度賺回多年虧損」，正是這種定力的最佳證明。
二、制度化的政企風險共擔機制。合肥並非所有投資都成功，唯明確設立容錯機制，嚴格區分行政失誤與純市場或技術風險，對合規前提下的合理投資虧損予以免責，形成政府、國資、企業共同承擔風險的機制。這使決策者敢於在行業低谷期逆勢布局，敢於投資短期虧損但長期正確的戰略項目。
三、政府的產業生態統籌能力。合肥能夠圍繞核心產業鏈，統籌土地、資本、政策、招商、人才和配套資源。一個龍頭企業落地，政府便能同步協調供地、代建廠房、設立產業基金、對接上下游供應鏈、安排人才公寓，各環節協同推進，形成全方位支持。
合肥模式的五大可移植核心
「合肥模式」無法照搬，香港不能直接複製，唯其底層邏輯，對北都具有深刻的參照意義。
一、長期主義的戰略定力──從「城市開發商」到「產業營運商」。合肥模式的最根本轉變，是確立「政府資本引導、產業資本培育、集群驅動、長期主義」發展路線。其底層邏輯是：產業不是基建完成後再「招商」進來的，而是從一開始就跟城市規劃同步設計和落地。
香港北都需確立「產建同步，產業主導」發展方向。合肥的城市投資平台，由以基建為主，轉型為涵蓋產業招商、股權投資、母基金營運、園區生態培育、企業全周期服務的綜合載體。北都同樣可將自身定位為「產業營運商」。
二、資本培育產業的長線閉環──打造香港版「戰略產業母基金」。香港不缺資本，缺的是願意深耕硬科技、容忍長期虧損、陪伴企業跨越周期的長線產業資本。特區政府已推出100億元創科產業引導基金，並向河套園區公司注資100億元，同時成立新田科技城公司、洪水橋產業園公司。下一步可考慮升級為「北都戰略產業母基金」，聯合港交所、本地大型財團、大灣區產業資本、專業投資機構，聚焦硬科技賽道。
基金可採用「母基金＋子基金」雙層結構：母基金負責戰略布局和子基金遴選，子基金由專業投資機構按市場化原則管理。同時，打通「研發→中試→產業化→上市→退出→再投資」全鏈條閉環，早期研發依託高校與實驗室，中試階段由母基金對接概念驗證基金，產業化階段聯動北都產業園區；上市階段依託港交所科創上市通道，退出後的資金回流母基金，形成再投資能力。最終，將香港龐大的金融流量，真正轉化為推動北都發展的產業增量。
三、產業鏈式集群思維──龍頭牽引與科研轉化。合肥初期引進的企業，為其建立完整產業生態奠定基礎，之後更是鎖定戰略賽道，引進旗艦龍頭企業，再圍繞龍頭導入上下游材料、零部件、精密設備、檢測認證、場境應用等配套企業，形成「龍頭領航，中小配套，初創活躍」的3層產業生態。
北都需主動布局，捨棄零散的招商模式，聚焦核心硬科技賽道，形成「一個龍頭帶動一條鏈」的集群效應，避免企業孤立發展，難以形成協同。
四、全周期支持──從「招商即結束」到「招商即開始」。於落地階段，北都可借鑑合肥為京東方公司代建生產線、企業回購的模式，探索「政府建廠，企業租賃，分期回購」的靈活安排，減輕龍頭企業前期資本壓力。2008年合肥引進京東，光是生產線就需投資175億人民幣，而合肥全年財政收入僅161億人民幣。政府承諾最高「兜底」90億人民幣資本金（首期實投30億人民幣），為此暫緩地鐵、壓縮城建，還為85億人民幣項目貸款提供擔保。項目成功後，政府透過股權變現獲利，資金滾動投向芯片產業。
在研發階段，對接高校科研資源與概念驗證基金，針對龍頭企業提出的技術需求，面向全球招募科研團隊攻關，跨越「從實驗室到市場」之間的鴻溝。於產業化階段，協調上下游企業落地北都，並提供場景應用支持，例如在河套設立人工智能應用試驗場，允許新技術於封閉或半封閉環境裏先行試驗。核心目標是讓企業願意來、留得住；吸引企業落戶只是第一步，長期支持才是關鍵。
（蔚來汽車官網）
五、人的因素──專業判斷、容錯機制與戰略延續。合肥模式的底層支撐在於人的因素。第一，決策者的專業判斷。合肥歷任主政者中，多人具備產業背景或積極學習能力，敢於在行業低谷期逆勢布局。北都可考慮設立北都產業投資委員會並真正賦權，由硬科技專家、科研人員、投行人才主導決策，行政領導不干預對具體項目的判斷。
第二，制度化的容錯機制。北都需設立科創投資監管沙盒，明確投資風險容忍邊界，並建立投資複盤機制，對失敗項目開展技術檢討而非問責。
第三，跨屆政府的戰略延續。合肥形成了「一張藍圖繪到底」的接力傳統，從長鑫到蔚來，每一屆政府都在延續而非顛覆前任的產業布局。這種不因人廢事的政治默契，是制度之外不可複製的軟實力，也是合肥模式能夠堅持長期主義的深層原因。香港雖政治生態不同，唯可透過法定化的投資委員會和戰略規劃銜接機制，將專業判斷和戰略延續性制度化，最大限度減少人事變動帶來的政策斷層。
北都之成功 取決於3個問題
五大可移植核心，是對症下藥的解決方案。制度重構提供了「許可」，這5條路徑則提供了「能力」。兩者結合，香港北都方能將制度紅利真正轉化為產業成果，走出一條以硬科技和長期主義驅動的高質量發展之路。
合肥模式驗證了一條脫離地產依賴、依託資本力量、深耕科技產業的高質量發展路徑。北都的成功，最終取決於3個關鍵問題的答案：5年後，北都能否孕育出具全球競爭力的硬科技企業；10年後，港深跨境科創走廊能否真正打通；15年後，香港能否徹底擺脫產業單一的長期困境。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