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批評與文學研究領域的兩位領軍人物──許子東與黃子平7月18日以「書生之見與學者之思」為題在書展舉辦講座。
主持人杜辰介紹，身為文學教授的許子東自千禧年後跨界發展，以「書生」身份參與清談節目《鏘鏘三人行》、《圓桌派》等，專注學術研究的同時亦作跨界媒體評論。是次講座對談建基於《許子東文集》第11卷、亦即其媒體言論集《書生之見》。這部文集除了是學術成果的集結，更展現了他作為文壇學者之外，作為「半個傳媒人」的另一面。
（《鏘鏘三人行》影片載圖）
糊里糊塗走下去
杜辰指出，許子東曾說不會特別地把自己視為傳媒人，但杜辰認為他在書齋跟公共領域之間，往往能遊刃有餘地遊走於兩者之中，一方面發表「書生之見」，一方面堅持「學者之思」。許子東笑言，所謂「書生之見」，其實是一位政界高層的太太對他節目的評價，暗藏「幼稚、浪漫、不切實際、空談；初心是好，實行很難」的意味。
許子東憶述，自己從事教學，源於小時候聽過的一段話：「這個世界上你只能做一件事情。全力做一件事情，也許能做好。」於是，他自考上研究生以後，便專研現代文學。哪麼後來為什麼會轉而涉足談話節目呢？
許子東自言，生平三個愛好：聊天、美女、有錢。他說，鳳凰衛視主持人竇文濤曾調侃他總是「關心跟自己沒關係的事情」，正如他在自傳中所寫：十多歲時走在南京路上，聽到有人辯論路名要改「反帝大道」還是「毛澤東路」，他就為了這件事站在路牌下思考半天，一直糾結──而這恰恰是他一輩子的縮影。
杜辰形容許子東是「胸懷天下的少年」。許子東隨即自嘲，「 什麼胸懷天下，我就喝地溝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接着，他引胡適的觀點表示，「中國的知識分子從來都是關心天下大事」，像他的同行如趙園、王富仁、錢理群、陳平原等人，都會在散文集宣洩他們對國家、對社會的思考與糾結。許子東坦言，當時「有個機會，能跟美女聊天，還能講天下大事」，於是便參加節目，並「糊里糊塗地一直做下去」。
書生古今意涵
《書生之見》濃縮了許子東多年來的談話內容。書中除了清談節目的精選節錄與完整實錄外，也包含了對他人言論的精闢評論。黃子平指，這本書談的是「天下事」，儘管涉及政治、法律、金融、性別、階級等敏感話題，許子東卻能以生動的口語把它講得一清二楚，內容又非常扎實。
談起「書生」一詞，學者黃子平回憶自己最早接觸這個概念，是在毛澤東的《沁園春·長沙》中。他認為，「書生」往往與當年的新媒體緊密相連。毛澤東詞中寫道：「書生意氣，揮斥方遒」、「糞土當年萬戶侯」，表達「書生」的意氣風發，更甚「萬戶侯」（享有萬戶食邑的侯爵）。而寫下這首詩的「書生」毛澤東本人，當年與新媒體有緊密接觸，曾興辦如《湘江評論》的新興刊物。
然而，「書生」一詞在歷史上也常帶有負面意涵，例如《宋書》就曾譏諷「白面書生」只懂紙上談兵。到了當代，這種語境依然延續──毛澤東後來曾厲聲批評鄧拓等人是「書生辦報、死人辦報」。黃子平強調，這在當時是非常沉重的指責。面對這番批判，鄧拓後來大膽寫詩回應：「莫道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 黃子平補充，鄧拓被批判的原因是他在《北京日報》與他人合撰的雜文專欄《三家村》，而文化大革命正是從批判《三家村》的雜文開始。
為什麼提這一點？黃子平指，因為毛澤東在就讀師範學校期間，接觸到了當時等同於新媒體的雜文，而許子東如今主持的清談節目，恰恰就是「20世紀後期和21世紀初期的雜文」因此，書生這個概念，似乎從一開始就與新媒體和新媒介緊密地綁在一起。
學者與書生之別
那麼「學者」又是如何被定義的呢？黃子平引用了學者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Said）在《知識分子論》第四章的題目──〈業餘者與專業人〉來作解釋：凡是在自身專業以外的領域發言的，才叫「知識分子」；而那些固守本行、被專業束縛、被學術機構的規矩綁死，且埋首於寫論文的人，稱作「專家」或「學者」。
黃子平形容薩依德的這番論述非常有意思。更妙的是，若將其放入中國的語境，「專家」往往變成「磚家」；而業餘發言的人，反成為「網紅」或「名嘴」。黃子平笑言，這種演變大概連薩依德本人也始料未及。他指，薩依德認為知識分子需要跳出專業的束縛，這是出於他對天下事以及人類苦難的關懷的發言。
黃子平認為，《書生之見》這本書完全符合薩依德對「知識分子」的界定。他鼓勵讀者「一定要去讀這本書，尤其是那些對許子東來講是最業餘的那些內容」，仔細去讀的話，會「大吃一驚」。他指，許子東雖然業餘，但講起那些非常複雜的概念，如國民、公民、人民、群眾等，卻講得很到位。
黃子平直言，「當學者是比較容易的，學者他有一套規則，有一套傳統，還有人帶你，還有人管你。」但當書生，除了知識的淵博或者邏輯能力的訓練，很重要的還是要有一種道德勇氣，「能夠關心天下事，為天下事發出自己的聲音，這是很難的一件事情。」
清談vs寫作
黃子平自嘲，大眾只認得他的金句，但不看他的文章，「 認認真真寫了很多學術著作沒人記得，隨便抓、蹦一句出來的調皮話，然後就流傳甚廣。」誠言，黃子平的名言句句精僻，譬如「創新是條狗，把我們追得連撒尿的時間也沒有了」「不要緊貼着時代的大屁股，不然根本什麼都看不到」，通俗卻富哲理，聽後讓人會心一笑。
但許子東點出，這正正反映中文在現今大環境下的變化方向，很多人出書、著書，都把寫出金句，作為追求方向。他繼而拋出問題： 寫和說之間的關係到底是怎麼樣的？
許子東認為，電視節目的缺點在於它有許多框架與限制。當自己已準備好「一、二、三、四點」內容，節目卻不容許按自己的節奏表達，要以「倒金字塔」形式快速切入重點，「問題放在最前頭，然後慢慢有空再解釋」。
此外，上電視的人還易受傳媒圈子的文化影響。許子東憶述，「有一次在北京吃飯，大家在批評北大某個成了網紅的學生，責怪老錢（錢理群）怎麼不管管自己的學生。」老錢當時回應「一旦出墊的人沒法管」；陳平原亦說：「只要你進入傳媒你就會被改造。」許子東解釋，傳媒主要藉稿費、框框條條、金錢等方式利誘，繼而嘗試改變你的說話方式。
不過，許子東坦言自已骨子裏還是個老師，強調自己會堅守信條，時刻秉持「不要被傳媒改變」的信念。
黃子平認為，清談節目是一個快思考的過程，考講者隨機應變及知識積累，與魯迅的雜文有異曲同工之妙。「魯迅白天看報紙看到什麼，晚上就以他白天看報紙的那個（內容）來寫雜文，所以他把這個雜文叫做感應的神經。」另一不同是時間掌握：文章可以慢慢地寫，反覆地改，但清談有節目時間限制，往往「話題都來不及展開就被打斷了、叉開了。」
黃子平表示，傳媒時代的文字有幾個特點：方言減弱、書信轉型為短信、印刷工業危機與盜版問題，以及中文「新四化」：口語化、金句化、情境化、商品化。
「現在很多人懶得看你純粹的書面語，最好聽你講。」他引出版社數據表示，魯迅的論稿能印2000本，講稿卻可達1萬本。只要把思考變成嘴巴，銷路便大幅上升。他又提到，在一次文集研討會上，飯桌上的教授們竟都認為做直播或講話時順便帶貨沒有問題。
尾聲，有讀者問，文學現在還有何用處？許子東直言：
不要去想它用不用。最好的文學作品就像世界上最好的東西一樣，你活在這個世界上，有機會、有錢，就盡量去看。
就好像世界上有些最有名的地方，金字塔、羅浮宮等。你到羅浮宮去，多半你是沒有用的，但是沒有用你也應該看一下。人活在世上，總是找最好的東西看一下，對不對？
管他AI不AI，管他什麼時代，什麼直播，直播賺了錢也還是要用的嘛，對不對？所以在我看來，我覺得人是有這個本能的──往好的地方去，挑選好的東西看，聽好的音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