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定位一直是本地與國際輿論的焦點。90年代以來，超級聯繫人逐漸成為共識，形容香港憑藉中西文化交匯、制度兼容並蓄的優勢，在中國與世界之間搭建橋樑。其後，超級增值人的說法出現，強調香港不僅是中介，更能在專業服務、金融監管、仲裁制度等方面提供附加價值。
然而，隨着創新不足，增值空間逐漸收窄，香港有可能淪為「高端外包」角色。近年來，「超級合夥人」的定位則突顯香港在大灣區與國家戰略中的角色，既是合作平台，也是共同發展的推動者；但若缺乏主動性，香港可能僅是「被邀請的合夥人」，而非「主導的合夥人」。這反映出香港在全球競爭中逐漸陷入被動。
上海自2010年起推動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深圳則在創新科技領域迅速崛起，香港的「唯一性」逐漸被稀釋。僅靠「聯繫」或「增值」已不足以突顯競爭力。加上美國和西方國家對香港的打壓，香港若要在新時代保持領先，必須突破既有框架，提出新的定位。
國際經驗顯示，城市若能主動提出議題並推動落地，便能在全球競爭中保持領先。新加坡在70年代提出「工業立國」，規劃裕廊工業區，並結合教育與人才培養，成功引領國家轉型。深圳在80年代提出「特區」概念，從制度創新到產業規劃，逐步成為今日的創新之都。倫敦在90年代則主動推動「金融科技」與「文化創意」，保持全球城市的競爭力。這些案例都顯示，主動性是城市持續領先的關鍵。
超級發起人的提出
香港必須從「聯繫人」或「合夥人」的角色，躍升為超級發起人（Super Initiator）。這意味着香港不僅要提出新的社會經濟議題，更要設計政策框架，整合夥伴資源，並推動落地。香港應善用其國際城市定位，呼應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和全球治理倡議──並將其具體化。
在全球發展倡議方面，香港可透過綠色金融、數字互聯互通及社會包容項目，成為可持續發展的樞紐。在全球安全倡議上，香港可強化公共衛生、防災及國際仲裁功能，展現非傳統安全合作的示範。在全球文明倡議中，香港可舉辦文明互鑑論壇，推動文化創意產業及教育交流，發揮東西交匯的優勢。在全球治理倡議下，香港可設立國際智庫與非政府組織，並舉辦多邊治理論壇，成為制度創新的試驗場。透過這些舉措，香港能由「國際金融中心」延伸為「全球倡議落地中心」，既呼應中國方案，也提升自身國際地位。
香港的潛在議題
若要成為超級發起人，香港必須提出具體議題並推動落地。綠色金融與碳市場是一個重要方向。香港可建立區域碳交易平台，結合國際規範與內地市場，成為亞洲綠色金融中心。根據國際能源署數據，全球碳市場規模在2025年已達到9000億美元，香港若能搶佔先機，將大幅提升其國際地位。
數字治理與智慧城市亦是香港的潛力所在。香港可倡議跨境數據合作，推動智慧城市建設，並在隱私保護與監管上形成示範。根據政府統計，香港在2024年的智慧城市投資達到120億港元，但缺乏整合性規劃。若能以「發起人」身份提出跨境合作框架，將更具影響力。同時，透過智慧城市與數字孿生城市的發展，香港和大灣區可成為國際智慧城市應用場景的試驗田，並制定中國香港智慧城市解決方案，主打出口中東市場，開拓「一帶一路3.0」的新藍海。
文化創意與社會記憶亦是香港的優勢。香港可發起文化大灣區計劃，結合電影、設計、藝術，並融入社區記憶與教育，形成獨特文化品牌。香港電影在90年代曾佔全球票房近一成，如今雖已式微，但若能結合大灣區資源，仍有復興的可能。
教育與人才流動亦是長遠議題。香港可提出大灣區人才護照制度，促進跨境教育與職業流動，提升區域競爭力。根據大灣區發展規劃，至2035年區域人口將達8600萬，若能建立人才流動制度，香港將在區域競爭中保持優勢。
香港的未來使命
香港的定位，從超級聯繫人到超級增值人，再到「超級合夥人」，反映了城市在不同時代的功能與挑戰。今天，超級發起人的概念為香港提供了一條新的道路：不僅是被動的橋樑或合夥人，而是主動提出議題、設計方案、推動執行的引領者。
更重要的是香港若能結合大灣區政府與市場力量，發起國家戰略級項目，並成為牽頭人和主理執行人，便能真正把超級發起人的定位落到實處。這不僅是語言上的修辭，而是制度與政策上的實踐。
這樣的香港，將不再只是「被動的中介」，而是「主動的引領者」；不再只是「附加價值的提供者」，而是「新議題的創造者」。在全球地緣政治重組與科技革命的浪潮中，香港若能真正成為超級發起人，便能在國家戰略與國際舞台上重新奠定其不可替代的地位。這是香港未來的使命，也是能否再度突破的關鍵。唯有如此，香港才能在新一輪全球競爭中不僅保持優勢，更能展現引領力，為國家和世界提供新的發展方案，並在歷史長河中再次寫下屬於自己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