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是改革大家胡耀邦（1915—1989）病故30周年，北京官方不會有紀念活動。對於江西九江市的共青城胡墓園（註1），嚴控民間的祭禮，以防範八九學潮30周年發生「群眾性集會」。
有些紅二代，在半民間的網絡發表文章紀念耀邦；也有學者撰文述評「改革開放」，論及耀邦角色。其中，陶斯亮的回憶錄〈耀邦叔叔〉（註2），引起網友關注。
陶斯亮之父 曾是黨老四
陶斯亮文之引起關注，有三個因素。
一是透露了中共高層鬥爭的一些內幕（例如胡下台後，一批老幹部推舉他當政協主席）；訴說了耀邦的冤屈、旁觀者的憤憤不平。
二是作者為陶鑄的女兒，陶鑄是文革前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是華中、華南5省的「南左王」（東左王為華東的柯慶施、西左王是西南的李井泉），在民間有「南天王」之稱。他是文革（1966—1976）初期的大紅人（註3），官至政治局常委，地位僅次於毛和林彪、周恩來，號稱「黨老四」，因得罪江青而下台（1967年初）。他與耀邦、王鶴壽是抗戰時的延安好友，號稱桃園三結義。
三是陶斯亮既是高層紅二代，又當過中央統戰部第6局和女市長協會的負責人，了解黨內鬥爭、同情耀邦遭遇；她是紅二代中主張深化改革的一派，讚賞耀邦平反冤案和改革的氣魄，與胡德平、馬曉力（曾任政協副主席的馬文瑞之女）、羅點點（曾任軍委秘書長的羅瑞卿之女）的觀點相近（註4）。
文章在紅二代的胡耀邦史料信息網發表。其他關於「改革開放」與耀邦話題，亦在此網發表。
此網刊出較多同一話題的文稿，是因為官方紀念「改革開放」40年的活動、黨報黨刊的相關文章，不提耀邦發起「實踐檢驗真理」的討論，更不提農村包產到戶連續5年的「一號文件」與耀邦的關係。
「造神」的政治宣傳品，避開耀邦的角色，把「實踐檢驗真理」一類話題扯到「新時代思想」或當今的「重要指示」，並強調維護「新時代」核心人物的核心地位，令思考群有「說出真相」的「責任感」。
學生群請願 求政治改革
陶斯亮的文章，提到30年前的4月15日，耀邦在早上7時多病故，她寫道：
「我當時的第一反應是大事不妙！當時知識界和大學生們，普遍為86年耀邦下台而憤憤不平心情黯淡，如今耀邦叔叔突然離世，猶如一把火燒向乾柴堆，誰會料到將發生什麼事呢？」
陶斯亮文記述新總書記趙紫陽的警衛秘書老馬提供訊息：
「對學潮的再次湧動，這次中央採取開明政策，只要不搞『打、砸、搶』，其餘的，學生願意怎麼搞不去干涉。現在看來，這個『開明政策』應是趙紫陽個人的良好願望。」
她點出人們同情耀邦，關乎「86年耀邦下台」。
「86年耀邦下台」的導火線，是1986年11月底、12月初有大學生上街遊行事件。最初，是安徽合肥的中國科技大學學生，不聽勸阻走出校門，表達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期望；接着是上海、北京大學生上街的小規模和平請願，回應政改的倡議。二是耀邦面對壓力，暫緩開除「自由主義分子」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的黨籍。
逼耀邦下台 眾憤憤不平
這兩件事引起大家長和「老左」不滿與圍攻，耀邦被逼於1987年1月寫辭職書。
在極左派抹黑下，耀邦受了冤屈（註5）。4月15日，學生、市民到天安門廣場獻花，不只是悼念耀邦，還期望當局公道對待耀邦，推翻對他不實的指控。後來，民眾「移情投影」，把對耀邦的悼念「移情」於平反冤案的訴求、對自由和民主的追求，形成聲勢浩大的八九學潮。
這是中共建政後，規模最大一次的民眾和平請願和街頭遊行。政治局常委趙紫陽、胡啟立、喬石及人大委員長萬里、中央書記處書記芮杏文、閻明復及高層幹部田紀雲和張愛萍等，持和平取向並有安撫學生舉措，學潮大體是在有序、可控中。
除了知識界和大學生之外，政界不少高幹亦對耀邦的下台抱不平，但因是大家長的決定，大家也無可奈何。曾任中紀委書記的李昌在〈我與耀邦共事〉一文就說「耀邦的辭職是被逼的」，又說他「是一位高瞻遠矚、勵精圖治的政治家」（註6）。
大家長權術 加罪名整人
陶斯亮雖提「憤憤不平」，卻未解釋為何人們會對耀邦下台感到「不平」？本欄略析「不平」之因。
1986年底，耀邦被逼下台，這是家長制的政治悲劇。在鄧小平主導下，1987年1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耀邦，稱他「違反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和「在重大的政治原則上的失誤」。
會後，政治局委員、人大委員長彭真大肆抨擊耀邦，說他「反自由化」不力，指責他「沒有真正的、徹頭徹尾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沒有服從集體」。高層的王震、薄一波、胡喬木、鄧力群，亦有類似的攻擊。
這是無限上綱編造出來的罪名。1980年代的中共中央是雙層式的權力結構，第一線由書記處負責決策、黨務的日常工作，第二線是實際掌控拍板權的第一代老人，大家長鄧小平、副家長陳雲是最權威的當權者。
耀邦主持書記處，先後在萬里、習仲勳、谷牧、胡啟立、姚依林和喬石、田紀雲、郝建秀等協助下，推動改革，所有上報的重大政策設計、事項，都經過書記處集體討論決定，樹立了「集體領導的典範」。
謀寬鬆生態 耀邦被奪權
耀邦病故後，胡啟立、田紀雲道出真相。2005年，胡啟立的〈我心中的耀邦〉寫道：「耀邦同志在擔任總書記期間，書記處的重大問題都是集體討論決定的。」（註7）
一系列當事人的回憶錄、相關的文獻記錄，暴露一批老人和「老左」隨意給耀邦加罪名；也暴露大家長玩弄權術、刻意整人，結束了耀邦的政治生命。
基於整人的隨意想像，往往缺乏最起碼的邏輯。例如，說他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不合邏輯。鄧小平確定的四項基本原則，是堅持黨的領導、社會主義、馬列主義毛思想、無產階級專政，耀邦是總書記，能不堅持「黨的領導」嗎？
耀邦反對「天天講階級鬥爭」，不同意把「社會矛盾」的存在都歸罪於階級敵人、敵對勢力，而不去緩解民間的疾苦；他尋求社會秩序的穩定，但對知識界、學生的言論和行為比較寬容，傾向於溝通、疏導、緩解緊張的取態，謀求寬鬆、寬容、寬厚的社會生態。以「對抗反自由化」的罪名陷害耀邦，是許多讀書人和學生難以接受的。
註釋：
1．共青城，原是江西省東北九江市德安縣的墾殖場，1984年稱為共青城；2010年成為縣級市，列為江西省直管縣，由九江市代管。全市人口約8萬，產板鴨、鴨絨衣。
2．胡耀邦史料信息網2019.2.22。
3．丁望：風雲人物陶鑄，明報月刊1967年第3期，頁22—33；英譯中（節譯）刊遠東經濟評論（周刊，香港）：Ting Wang（丁望）：Profile of Tao Chu,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9 Oct 1967, p126.
6．李昌：我與耀邦共事，炎黃指秋2016年第1期，頁23。
耀邦病故30年之一
本文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後授權本網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