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華的邊陲戰略與戰略操縱|袁彌昌

上篇（〈拜登訪歐後對華政策的演進〉）提到在拜登早前結束的歐洲之行中，新疆、香港、台灣仍佔據西方國家批判中國的三大議題的位置，這對香港固然相當不利。但更重要的是，我們自己須找出：為何香港長處風暴中心？為何與新疆和台灣並列？美國的意圖是什麼？不搞清楚的話，中國只會一直被三大議題牽着走，而香港在中美攻防戰下亦早晚將步向衰落。

「中央─邊陲矛盾」的對華戰略

首先，我們需要思考為何是新疆、香港、台灣三者。通常的解釋是西方各國政客對這三大議題較為關注，亦有人認為這三個地方的議題，最能彰顯西方價值觀，從而能最有效團結西方民主陣營，當然這些理由一定程度也是事實。

但另一個問題又來了：作為美國外交政策中的最重要一環，拜登的對華政策為何不是針對南海、東海、澳洲被中國威嚇這些更屬於外交範疇的議題，而偏偏是新疆、香港、台灣？背後的邏輯和考量究竟是什麼？

新疆、香港、台灣有一個共通之處，就是三者均屬中國的邊陲。這不僅是不容置疑的事實，更是西方認識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國家（civilization state ，相對於民族國家）的重要途徑──從人文地理學角度認識中國的時候，必然會提及新疆、香港、台灣、西藏、內蒙古作為中國的邊陲，且不說邊陲地區一向都是與中央矛盾最尖銳最頻繁的地方，這即所謂的「中央──邊陲矛盾」（center-periphery cleavage）。

筆者有理由相信，拜登政府是以中央──邊陲矛盾的思路來構建其對華政策和戰略，因而在拜登上任後隨即祭出新疆、香港、台灣三支大旗。拜登看準了目前北京對邊陲的強硬政策，以及習近平急於實現「中國夢」的心理，只要美國擺出一副干預新疆、香港、台灣的姿態，便能夠觸動北京的神經及龐大的文宣機器，以至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令北京進一步拋棄彈性和務實原則，近乎反射性地加大力度對邊陲地區實施更直接的管控，以達到加快同化和融合的目的，以絕後患。

利用邊陲問題操縱中國外交重心

由於邊陲政策的連動關係，加上近年國家安全掛帥，只要華盛頓觸碰到任何一個地方，其他地方的政策也會同時收緊，北京這種「舉一反三」的傾向，無疑令華盛頓「倍感便利」，不僅能進一步擴大中央──邊陲矛盾，而且還可在三地問題上繼續大做文章，不斷消費和透支北京的威望，自己卻毫不費力。這是美國利用北京的思維定勢，來影響其邊陲政策的第一步。

拜登對華的邊陲戰略中埋下的更大伏筆，就是透過透露其戰略目標（即新疆、香港、台灣），以限制、操縱甚至鎖定北京的外交重點與方向。以新疆為例，新疆棉問題固然大大激化了中歐矛盾，令《中歐投資協定》幾乎告吹，但更重要的是，北京因此經常要運用外交和動員其盟友，不斷為自己的邊陲政策「護航」。

這除了平白消耗自己的外交能量之外，亦令中國開始將內政和外交混淆起來，令它以為對邊陲施以強硬融合政策，對外展示戰狼外交，再輔以盟友的護航，這樣便能夠搞定問題。殊不知這正是美國利用中國的邊陲問題，來支配北京的外交重心及方向，使其外交淪為邊陲政策的延伸，令其本來戰略變得支離破碎，甚至陷入戰略迷航的狀况。這就是美國利用中國的邊陲問題，以鎖定北京的外交選項的第二步。

由此可見，拜登政府正是看準了新疆、香港、台灣問題，可造成對北京「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戰略操縱效果，因此一上任便以此三者作為對華的主要進攻方向。事實也證明，北京確實由點到線到面，自己把邊陲和外交政策串連和鎖定起來，陷入一種自我施加的圍堵（self-imposed containment）之中，無法自拔。

戒急用忍，回歸彈性與務實

正如一套以三國為題材的漫畫系列也說過，最高明的兵法是讓對手知道自己的下一步，甚至第二步和第三步，使之設法應對，令他踏進了連環算計之中，同時忘記自己本來的第一步，這便是所謂的「連環計」。想不到此計以如此面貌在現實中重現。

筆者以前也曾提及，俄羅斯有一種名為「反身性控制」（reflexive control）的指導思想與心理戰手法，通過改變對手對世界的看法中的關鍵因素，來預先確定對手將採取對己方有利的決定的做法。成功的話，可使對手做出一系列決定，令其相繼放棄那些可以改善其地位的選擇，直到他們最後面臨差與更差之間的選項。這種直接影響及操控敵人決策過程的指導思想，實際上源自中國傳統戰略思想，但現在竟被此俄國思想的原本使用對象美國，重新運用在中國身上，試問情何以堪？

這次之所以出現如此重大的戰略破綻，根源在於北京應對「中央──邊陲矛盾」的政策的僵化與急躁，以及將所有邊陲問題串連起來的傾向──北京愈急躁，將邊陲問題往一塊打，美國愈高興，反正對它是不痛不癢。因此，一方面需要修正邊陲理論，回歸彈性與務實，繼續尋找不干預與完全融合之間的可行選項。

另一方面，北京亦須將新疆、香港、台灣三個問題分開處理，避免「牽一髮而動全身」，讓美國輕易借力打力。如果新疆、香港、台灣三個問題能得以逐個解決、逐步解決，而不是一併解決、急於解決的話，邊陲和外交政策亦早晚可順利脫鈎，不至於把大部分精力消耗在邊陲問題上。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袁彌昌

英國雷丁大學戰略研究系博士，香港政策研究所中美關係與香港研究中心高級研究顧問。曾擔任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央政策組特邀顧問、民主思路總幹事及新民黨政策總裁。現主要從事中西戰略思想及其融合、孫子、老子及毛澤東戰略思想、中美關係及香港政治等領域的研究，其專欄評論文章定期刊登於香港《明報》筆陣及《am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