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決議敘事觸及公社之錯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是歷史典籍《戰國策．趙策》給後人的提示。

中共中央「第三決議」的宏觀敘事，提及大躍進（1958—1960）和公社的錯誤，或也有呼籲以史為鑑、警惕走回頭路之意。

儘管批錯的文字簡短，但重申對大躍進和公社的「定性」，強調承包責任制（包產到戶，民間俗稱分田單幹）是改革的「率先突破」，意味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大方向不會逆轉。

本文就「第三決議」和「第二決議」的公社話題，略析公社體制的弊端。要點是：農民失去自主權，幹部粗暴與五風猖獗，嚴密管控與奴化。

公社颳五風浮誇共產風

「第三決議」即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2021年11月）的決議，題為〈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它對毛的「歷史功績」和毛思想評價高，稱毛的「獨創性理論成果，至今仍有重大的指導意義」。

它以極小的篇幅，提到大躍進（1958—1960）和公社運動之錯，並無詳細分析，只說毛「關於社會主義和階級鬥爭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發展得越來越嚴重」，「黨中央未能及時糾正這些錯誤」。

「第二決議」題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1981年6月）通過。

「第二決議」批判大躍進和公社運動錯誤，用的篇幅多一些。

它說，這兩個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氾濫開來」；1959年，又「錯誤地發動了」對彭德懷的批判，「進而在全黨錯誤地開展了反右傾鬥爭」，「在經濟上打斷了糾正左傾錯誤的進程，使錯誤延續了更長時間」。

葉十一講話也說公社錯

「第二決議」對公社運動的評估，與葉劍英代表中共中央發表的「十一講話」有親緣關係。它提到1958年「犯了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的錯誤」^（註1）。

「十一講話」雖由葉宣讀，但全文經中共中央討論，由十一屆四中全會（1979年9月）通過。全會的公報稱：「有長期指導意義的、非常重要的歷史文獻」。

對公社的述評，「第二決議」與「十一講話」的用詞相同或相近，突顯糾正毛時代（1949—1976）的「左傾錯誤」，在中共黨內的「共識度」很高。

在「十一講話」和「第二決議」之後，鄧小平多次說到「左的20年」（1958—1978，含華國鋒後續的左傾偏差）。

1985年4月，他接見非洲外賓提到文革：「那個時候左得要命」，「左的結果是社會經濟發展很慢」。

他又說：「1958年大躍進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強調一大二公，吃大鍋飯，帶來大災難。……從1958年到1978年整整20年裏，農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註2）

管控苛嚴下. 沒有自主權

公社創建於1958年夏，解散於1984年^（註3）。它是左的產物，其體制弊端之一，是管控極度嚴密之下，農民完全失去自主權。

公社仿蘇聯斯大林的全盤集體化，管控則更苛嚴。它是政社合一模式，一方面是農村基層政權（相當於鎮、鄉政府），另方面是名義上的農民集體農業組織。它的集權制，類似軍管的管控方式，形成公社、大隊、小隊幹部的專權，農民沒有真正的表達權、參與權和監察權。

農村幹部的官僚主義、浮誇的指揮系統，剝奪了農民的自主權，農民淪為只能順從的「工具」。

1977年，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里表示，對農民卡得太死了。說：「農民的種植權，產品支配權，我們全都管了，農民還有什麼權利？……有些人搞瞎指揮，什麼他都管，就是不管農民的死活。」^（註4）

開路條討飯有人缺褲子

他到安徽「以討飯聞名」的鳳陽縣考察，獲悉建公社後逃荒討飯者更多，每年冬春「成群結隊地扒車外流，下江南（長江以南）、上河北（淮河以北）」。李克強在鳳陽縣大廟公社當生產大隊支部書記時，常要開路條讓農民外出討飯^（註5）。

公社化後的農民，不僅吃不飽飯，不少人連褲子也不足，生活非常貧困。

毛時代，農民無職業選擇權、遷徙自由權。雖然1954年「憲法」規定公民有遷徙自由，但成了不兌現的「白條」。在計劃經濟的城鄉二元結構、戶籍制嚴控下，農民被長期限制在農村種糧，不能進城找工做、改變職業和身份「農轉非」（農村戶籍轉為非農村戶籍、農村人轉為城市人），完全沒有「自我」。

瞎指揮蠻幹編造豐產數

公社體制弊端之二，是鼓吹階級鬥爭，幹部五風猖獗。

毛的長期「左傾錯誤」，在理論層面的禍害是編造階級敵人，鼓吹不斷的階級鬥爭，以致農村幹部藉階級鬥爭之名整人。農民私養三幾隻雞，或拿雞蛋賣錢再去買鹽，往往被指為「走資」清算。

公社幹部的教育程度，大都很低，素質大都較差，有的成為任意欺壓農民的土霸，五風猖獗令農民日子難熬。
五風是指浮誇風、共產風、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其中，浮誇風指迎合上級編造「豐產衛星」之類，水稻畝產只有二、三百斤，吹成數千數萬斤。瘋狂造假、糧食徵調過量，導致大飢餓，大量農民餓死。

幹部如土霸常打罵農民

公社體制弊端之三，是農民被奴化，即萬里說的「公社實際上是把農民當奴隸」，許多農村幹部任意打罵農民。
1961年清查五風時，中共湖北省委關於沔陽縣（今縣級的仙桃市）海口公社的報告，稱五風嚴重，幹部「隨隨便便打人、罵人、吊人、罰款、罰跪……奪飯碗、關黑牢、戴帽子、遊行示眾」^（註6）。

16年後的1977年，湖北省大悟縣海口公社的幹部仍很橫蠻。據湖北省委和《紅旗》雜誌的調查報告，有些幹部強拆民房、亂鬥亂罰，農民被綑綁吊打。「只要觸犯了長官的意志……都會受到他們的任意懲罰」，在公社黨委副書記曹某指使下，「有罰人打鑼遊鄉的，有亂批亂鬥的」；有的私設公堂刑訊逼供，誣害農民，「把『階級鬥爭』作為一根打人的大棒」^（註7），以鬥人為樂。

註：
1，六中評價新舵手十一講話說文革
2，《鄧小平文選》第3卷115頁。
3，狂生有天堂夢 60年前建公社
4，《改革風雲中的萬里》（張廣友，人民出版社，1995），148頁。
5，李克強說飢餓開路條去討飯
6，《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129頁。
7，紅旗雜誌1979年第1期，89—93頁。

本文原題〈第三決議敘事公社運動錯誤〉，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後，授權本網站發表。

丁望

在早期《明報》曾任資料室主任、副總編輯兼中國新聞主編，《明報月刊》叢書部總編輯；70年代金庸全力修改武俠小說時，他與兩位同事兼任主筆（總主筆金庸），代撰寫社評。後來，曾任《潮流》（月刊）總編輯。政治類著作有《北京跨世紀接班人》、《六四前後：對八九民運前後的政治分析》等。文學類著作有《夜讀隨筆》、《中國三十年代作家評介》、《初夜權》、《假大空與〈雍正王朝〉》等。譯成外文出版的，有《華國鋒評傳》（加拿大麥基爾／皇后大學英文版，日本新泉社日文版），《中國三十年代作家評介》（韓國成鈞館大學韓文版）。主編的史料導讀，有《中共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一至六卷（明報月刊1967－1972），《中國大陸新聞界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香港中文大學，1973）；與人合編的《中國的文學（1949－1978）》，譯成英文（Literatur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出版（美國印地安那大學，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