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不止一個

不知是從哪時開始，有人爭論香港的教育，到底應該培養批判思維，抑或身份認同。這兩種選擇並不對立，甚至不應該設定成選擇。二者的關係明明糾纏一起，只是有人有興趣去檢視、分明。

思維不是寡頭的，你總是先置身於一個身份，有了一個「立場」，才開始思考；那是一種「對自我特性的認定和歸類」。因此，有認為身份認同比批判思考更形重要，因為那是為人的根本，是認識世界的「立足點」，這甚至框定了你的思維方式。言下之意，你所認同的價值體系，決定或大大模塑你對家、國和存在位置的認知內容。如此思考的人，會認為思想方法只是工具，用以「調整」自己的角色，並從這個角色獲取所認定的答案。我是一個慕道者、傳道者，抑或衞道者？同道中人的角色也有差異。

至於批判思維能否超越國家、種族、性別與階級的考慮，它得怎樣獨立，才使我們得到自由或更能接近真理，其超然的地位已經受到動搖。但批判思維的衞道之士，必然是強悍的，甚至日益在政治是非黑白的情境中，感到任重道遠，主張要清晰反思自己各式各樣的身份認同，三思標準答案。口號是「批評若不自由，讚美便無意義」。

真理有特殊性

有關討論，令我想起牟宗三在《中國哲學十九講》中的第二講，題為〈兩種真理以及其普遍性不同〉。文中率先談到真理有普遍性，亦有特殊性，特殊性在於從一個「通孔」裏所呈現的真理，說的是文化和身份的「通孔」。如此出現了真理的多樣性。牟先生引述羅素的「外延性原則」；說外延的知識是不繫屬於主體而可以客觀地肯斷的；但他更重視內延性的真理。

內延真理離不開主觀的態度。小說家、詩人和宗教家，他們主觀的見地裏有真實感，是人生世相的真實性。牟說文學家的主體性是情感，而宗教家乃至儒家所講的，亦有箇中的合理性。這種合理性不是科學式的理性，而是「道」。「道」是唐君毅先生所說的「啟發語言」，表現的是生命的一種「澄明」。牟說一切道德宗教都在這個「明」的範圍內，這個明不只是來滿足我們的情感的，也不是科學。

牟先生常說主體是不能對象化的。他不只是說不應該，而是不能夠；因為主體能表現價值、判斷是非，把人恢復為人，見出個人體會的真理。

有趣的是，牟說沒有所謂英國的科學、中國的科學，又沒有所謂中國的儒家、或西方的儒家；不同不是那個內容的不同，而是表面「跡象」的不同。這裏所謂跡象，其殊相實屬表層，有時是主體以自身的體會來調節和調整自己的文化，生命的態度，而非批判思維。例如中國人學科學聰明者不少，但必須有外延性的思維，否則科學永遠進不來，民主政治也一樣。

西方人學中國哲學，同樣必須正視箇中的內延性真理，即要和自己的生命叩連起來，這才能說「明」。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文潔華

香港浸會大學研究院行政副院長、人文及創作系教授。研究及著作範圍包括：比較美學、比較哲學、女性主義哲學、文化研究、性別研究、文化藝術等。著作包括《美學與性別衝突：女性主義審美革命的中國境遇》、《自主的族群：十位香港新一代女性視覺藝術家》、《性別與創造：女性主義美學及其他》、《藝術自然與人文：中國美學的傳統與現代》。編著包括《雜嘜時代：文化身份、性別、日常生活實踐與香港電影1970》、《朱光潛與當代中國美學》等。2003-04年獲得美國福布來特研究獎學金到柏克萊加州大學當訪問學人；2009-10年獲委任為美國威斯康辛州馬其特大學百周年紀念婦女聯會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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