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歲人生與你：摸石篇|謝家駒

百歲人生是一個摸着石頭過河的長途旅程。

可以肯定，每一個人都要用自己的手去摸石頭，沒有人可以代勞。本篇的目的，就是提醒讀者，無論你現在什麼年紀，你都可以重新思考你的人生旅程，摸着石頭去探索，去冒險，去找出路，自己創造你獨特的人生旅程。

《百歲人生》一書帶給你什麼啟示?

你讀過前三篇後，可能對下列幾點有共鳴：

1. 不要低估百歲人生的財務負擔，大部分人（包括所謂中產階級）都可能沒有足夠的養老金去無憂無慮地享受百歲人生。筆者停止為收入而工作已18年，本來自信有足夠的養老儲備度過餘生。讀了《百歲人生》一書後，如夢初醒，現已決定由今年起繼續創造收入，以防萬一。

2. 要有心理準備需要延遲退休，假若你有機會活到90開外，工作到70、80歲一點不為奇。你的問題，不是你願意不願意這個年紀還工作，而是你能不能找到你想做的工作。

3. 漫長人生中你要準備至少一半時間用來創造無形資產，即：生產資產，活力資產及轉型資產。特別是轉型資產，對大部分人是陌生的東西，你可以馬上審視一下這方面的資產。多次轉型是勢所必然，即使在60歲以後仍然如是。每次轉型都充滿變數，既有機遇，也存在風險。

4. 在不同階段中，要善於運用無形資產來創造有形資產。

5. 你和你的配偶是同在一條船，很多重要抉擇都要一起策劃，一起冒險，一起承擔後果，一起享受成果。

話雖如此，往往知易行難。筆者經常到新西蘭旅行，聽過一個故事可圈可點：

話說一位老人家，行將就木，他一生做了很多好事，連上帝也留意到，於是派了一個天使來問這位老人家有什麼心願，讓他離開塵世前把它實現。老人家想了一想便說：「我希望可以建一條橋連接澳洲及新西蘭。」天使聽後，面有難色，然後說道：「這條橋會很長，要用很多鋼筋水泥，又會破壞海洋生態，你有沒有一個簡單一些的願望？」老人家再想了一下，說：「那麼你幫助我了解我的太太吧！」天使的回應是：「好了，你希望大橋上有多少條行車綫？」

6. 最弔詭的地方，是無論你做什麼，如何做，做得多好，最終的結果也很難預料。摸着石頭的心理狀態，到最後一刻仍應用得着。

筆者的摸石之旅

在前三篇中，筆者引用了《百歲人生》一書中所提供的人性化例子：傑克、吉米及簡。在本篇中，筆者打算用我自己的心路歷程與讀者探討摸着石頭過河的苦與樂、得與失、夢想與現實、反省與前瞻。

筆者作此嘗試，其實是戰戰兢兢的。最大的目的，是希望展示每一個人都會有自己獨特的摸石歷史。讀罷筆者的故事後，希望你有很大的衝動，馬上去記下你自己的摸石旅程。

小學階段的無形資產

我1948年出生，今年剛巧70歲。父母都是逃避戰亂由大陸來港的難民。我是戰後在港出生的第一代。有七兄弟姊妹，排行第二。

我相信自己是本地人中上過最多小學的紀錄保持者：一共九間。

由於家庭多變的關係，童年時期經常搬家。每次搬家都要轉校，有時還要留班或插班，其中還包括五兄弟姊妹同時在澳門寄宿兩年。因此之故，小五前已經讀過九間小學。最後一間是高主教書院小學部，小五時進入，後來升上中學部，到中六才離校。

我小時已經常向人說，我的基礎教育異常鞏固。沒想到這竟然是我最早期的無形資產。還記得小三的時候，我的鋼筆字已經比班主任寫得更好。她還要我替她寫其他同學家長手冊上的評語。小五那年，已不能忍受作文科的苦悶，開始作起詩來。不過老師不鼓勵我這樣做，說詩詞已無實用價值。

由於小學及中學大部分時間都是超齡生，很輕易便能應付學校的功課。初中的時候，已閱讀很多的課外書，包括《史記》、《戰國策》、《唐詩三百首》、《三國演義》、巴金的《家》、《春》、《秋》、金庸及梁羽生的武俠小說，還有一本差不多像電話簿那麼厚的《世界文化史》。這些閱讀，令到我的語文能力大大提升，中學階段已開始能寫文章在報刊上發表。

高中的幾年是另一個飛躍：參加課外活動。本來參加課外活動並無什麼大不了，但我的特別之處，是從無到有地創辦了多個學生組織，包括中文學社、學生報、學校交通安全隊、體育協會（下設七個不同運動的分會）等。當時的校長目睹這一切也大為震驚，他還留意到我不單創辦組織，還懂得物色接班人來領導它們。這段日子是領導能力的最佳鍛練。

學生運動的磨練

1971年，我進入了中文大學，修讀經濟學及社會學。一年級下學期便當選了崇基學生會外務副會長。基本上，大學頭兩年大部分的時間都放在學生運動上，積極參與當時風起雲湧的「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反貪污，捉葛柏」、「保衛釣魚台運動」等。那時我們舉行的「示威」，只是在維多利亞公園內的草地遊行一段路，但已經被警察強力驅散，還會拘捕示威者。

這兩年參與學生運動最大的收穫，便是暴露了自己的無知。記得有一次隨香港專上學生聯會赴曼谷出席亞洲學生運動會議，會上大多數的議題我都不大了了，小組討論時更屢出洋相，不少議題不單難以表態，很多時問題所在也弄不清。那次的外訪對我簡直是當頭棒喝。

由第三年開始，我專心讀書，有一種強烈的逼切感，要好好地運用寶貴的兩年來充實自己。結果出乎意料地，畢業時獲得甲級榮譽。

這個意外的成績令我畢業後的抉擇增添了變數。本來我從來沒有考慮過升學，但現在多了一個選擇。我可以出來工作，亦可以在本地大學讀研究院，也可以到外國升學。

負笈英倫

最後決定了到英國留學，但有一大難題：經費何來？由於家庭環境不好，我必須有獎學金才能成行。但獎學金的來源不多。最大機會是英聯邦獎學金，但需要畢業後一年才申請。我不想白白浪費一年時間來等候，而且也未必一定成功。我記得在大二那年，曾經獲頒一個獎項「論文創作獎」，曾與捐出這個獎項的老人家有一面之緣，於是膽粗粗地寫了一封信給他，講述我的情況及願望。結果他馬上約我見面，並當場便應允資助我留學英國。於是我有機會到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社會學系進修，第一年獲得碩士學位，三年後獲得博士學位。

取得了博士學位之後，就要面對另一轉型抉擇。當時有三個可能性：在大學謀取教席、往商界發展，以及加入公務員行列。我很快便決定不考慮當公務員，因為覺得與自己性格不適應；在大學做教研工作，非我的首選，但可以不妨一試。商界更天空廣闊，但我恐怕我的學歷沒有多大用場。

當時的決定，是首先嘗試申請大學工作。結果很快便發覺此路不通。原來幾間主要大學有關學系的決策者，對我在學生時代的活動仍然有深刻印象。其中一位教授的說話我至今仍然記得很清楚。他說：「社會科學有很多不同的理論，有些當權者喜歡聽，有些不喜歡聽。」可謂可圈可點。我亦覺得，既然如此，亦非我可以長留之地。

於是，我刻意向商界謀出路。這確實也是不容易。有什麼公司會對一個拿着三個社會科學學位的人有興趣？

顯然我的生產資產派不上用場。我於是在香港大學工程學院修讀了一個為期一年的兼讀證書課程，掌握工業工程學的知識。工業工程學是眾多工程學科中最接近社會科學的一門新興學問。結果畢業考試獲得優異成績。

勇闖商界

皇天不負有心人，獲得這證書不久，果然讓我找到製造業的就業機會──香港南順集團。入職時的職位是人事經理，不到一年更兼為工業工程部主任。南順是當時少數有規模的製造商。我的所學可以盡情發揮。當時世界正出現日本管理熱，我在南順的生產車間嘗試推行來自日本的品質圈制度，為香港首創，成績斐然，後來更推廣至其他公司，甚至服務行業及政府部門。幾年後，香港品質圈協會成立，我被選為創會會長。

在南順的工作讓我初次累積一些有形資產。工資仍然很低，也談不上有什麼積蓄。購買房子仍是很遙遠的事。但至少證明我在商界有發展空間。

工作兩年後，又要面臨另一轉型抉擇。我雖然在公司做得不錯，又為最高管理層所賞識，但在經理會議上，我經常發覺其他經理口中的很多術語我聽不懂，不是他們故意用jargon來為難我，而是我對很多基本管理術語缺乏了解。反省到我雖然有三個學位，但沒有一個是跟管理學有關的。當時在盤算，我如何才可以有一天能領導這班經理。結論是：我需要集中學習管理，最簡單的方法是修讀MBA課程。

當時在香港，修讀MBA的方法很多，好幾間大學都有兩年制的全日課程，但需要辭掉日間工作。亦可以修讀三年制的兼讀課程，日間可照常工作。不少的朋友都用這個方式來讀取這個學位。不過，我發覺很多人這樣縱使拿到學位，但其實所學到的東西不多，我不願意這樣做。

最後決定再赴英國，在Cranfield School of Management修讀12個月無暑假的全日制MBA課程。這是英國三大MBA課程之一，而且是唯一可以在一年內完成的。

從課程質素及時間長短的考慮，是最適合我的要求，但費用卻十分高，因為當時剛巧是戴卓爾夫人大幅增加海外留學生學費的時期，一年的MBA學費高達4000英磅，我讀碩士及博士的時候每年僅250英磅。況且，先前有獎學金，現在卻要自費，而且還要中斷工作一年，全無收入。現在回首看來，當時的決定有點匪夷所思，有形資產微不足道下，但卻願意投資去創造另一無形資產。

馬莎百貨與瑞安集團

12個月的MBA課程，異常緊湊及具挑戰性，每天上課四小時，小組討論及習作三小時，自修備課三小時，每周五天從不間斷。另外每兩個星期交一篇論文，基本上沒有周末休息。校方稱之為地獄式訓練，既因為是把兩年的課程濃縮在一年，亦想反映實際商界的分秒必爭。雖然辛苦，但慶幸參與這個課程，因為與一般兩年，三年制的MBA課程確有天淵之別。

在課程中接觸到馬莎百貨的案例，驚為天人。因為有很多啟示值得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參考，包括香港及中國大陸。於是忽發奇想，要寫一本書來推介馬莎的經驗。馬上展開搜集資料，兩個月後已經發覺有足夠資料寫成專書，而且決定先以英文來出版。我寫了一封信給馬莎的董事會主席 Lord Sieff，告訴他我有這個意圖，他是個傳奇人物，而且聽說所有的信件都會在三天內回覆。我果然在第五天便收到他的親自回信，表示很歡迎我的計劃，並提議我前往公司位於倫敦的總部一個月，實地了解公司的運作。這是非常難得的機會，於是通知校方我會缺課一個月，不等待收到回覆已啟程前赴倫敦。

長話短說，我最後寫成了一本專書，書名是Marks and Spencer: Anatomy of Britain’s Most Efficiently Managed Company，1985年在英國牛津由Pergamon Press出版，後來由友人馮培璋翻譯成中文。在香港及北京由商務印書館分別以繁體字及簡體字出版。翌年，莫斯科一家出版社購買了版權，在蘇聯出版了俄文版。這也算是無形資產吧!

這年在英國還有一段插曲。

還有三個月便修畢課程時，突然收到了香港瑞安集團羅康瑞主席的信件，表示希望和我通電話。我認識羅先生是因為他曾經邀請我到瑞安集團介紹南順品質圈的經驗。後來他知道我到了英國進修，他便設法和我聯絡。我當然馬上和他通電話。他寒喧幾句便立即進入正題，問我完成MBA後有何計劃，我說未有，他便邀請我加入瑞安集團，結果就是一個電話便決定下來，連職位及待遇都未有提及。我回港後便在瑞安集團上班，一做就做上十年。

十年之癢？

在瑞安集團服務的十年，是難能可貴的經驗。十年間，我做個七個不同的職位，涉及的範圍包括人力資源、機械管理、集團行政、室內設計、海事工程、資訊服務、主席助理等。總的來說，我的領導及管理能力可以盡情發揮，亦協助了集團成為本地以管理質素見稱的華資公司。

這段時間中，我的無形資產與有形資產都有顯着的增長。特別在有形資產方面，起碼能在香港樓價還未起飛的時候買到了不錯的房子，這在香港是最重要的有形資產。

無形資產方面，亦有很大的進帳。由於集團重視員工培訓，所以不會感到只是貢獻所長而沒有自我增長。反之，集團為每一員工都提供大量機會，不斷增加能力及實踐鍛鍊，本領與日俱增。

本來，我覺得我會在瑞安集團一直做到退休。最後選擇離開，原因有很多，最重要的有三個。

首先，我加入集團不久，香港便進行《基本法》的諮詢工作，集團主席羅康瑞先生全情投入，而且愈做愈積極，貢獻亦很明顯。但對集團業務發展來說，肯定有所影響。羅先生一直擔任主席一職，但集團第二把手在十年間卻換了四個。

第二，我在集團工作的第九年，有機會參加了一個五天的領導培訓課程，茅塞頓開之餘，簡直是脫胎換骨，在課程評估表上我寫上：「這個課程將改變我一生」。當時也不知會如何改變我，後來辭職後才反省到它的關鍵性。

第三，是創業的衝動。當然不是一時的衝動，而是有深層動機的。這和有形資產有關。在大集團當高層管理，其實已有助累積有形資產。但始終都是受薪階級。創業不一定成功，但有機會大大改善有形資產。事實上當時身邊不少同事及朋友，對創業都很有興趣，但不一定有信心及勇氣去嘗試。

我最後選擇創辦自己的管理顧問公司K K Tse & Associates，和我在瑞安的經歷有很密切的關係。當時的瑞安集團光是在香港已有超個4000名員工，期間曾經多次聘請國際知名的管理顧問公司協助改善公司的運作及業務策略，費用是離奇的高，但效果卻接近零，而且是屢試不爽。我每次都有機會親身參與，也很不明白為何外地出類拔萃的管理顧問在香港華人企業不能發揮作用。我說的「衝動」，就是覺得可能我可以做得到。

創業之旅

1992年，44歲，我獨資創辦了謝家駒管理顧問公司，專注把外國（主要是西方和日本）的管理方法通過本地演繹來改善華人企業的管理質素。

當時有不少人以為我是「公司醫生」，其實絕對不是，這反映出一般人對管理顧問的誤解。我絕大部分的客戶都是相當成功的本地企業，就是因為他們成功，所以他們的競爭對手都是世界頂級的公司，因此他們特別感覺到不斷改進的需要，也因為如此才願意聘請管理顧問。

這段時間對我的有形資產的累積最有幫助。創業第一年，我的目標是達致收支平衡；第二年，我希望淨收入可以與我打工時的年薪相約；都做到了。第三個目標就較進取，希望公司的年度稅款超越打工時的年薪。結果不到五年亦做到了。

我覺得自己創業算是成功，不過，工作的滿足感卻不高。我和我的顧問團隊確實能幫助到客戶改善業務，生意亦蒸蒸日上，但卻感到意義不大。我們的價值就是協助客戶賺更多的錢。有些客戶明知他們的顧客並不真正需要他們的產品，但因為要不斷增加銷路，公司才可以增加收入，所以他們便千方百計去創造需要，無所不出其極，這基本上就是資本主義企業的寫照。我一邊做，一邊滿腹疑惑。

提早退休

2000年，52歲，我決定提早退休。把公司結束，鼓勵各顧問同事自己創業，自己遠離商界。

最初幾年，沒有什麼計劃，十足是無所事事。算是給自己一些空間，清一清腦袋，享受人生。我和太太到處旅行，周遊列國，特別喜歡新西蘭，去過20、30次。沒有考慮移民，也沒有買屋，只是去享受當地寧靜、樸素的環境。

但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認識了當地最負盛名的社會企業家Vivien Hutchison。第一次接觸到這個無聲的革命。原來世界上竟然有這樣的企業家，通過企業與市場來改變世界，與一般的企業家有天淵之別。

這令我第一次深刻體會到「坐井觀天」的真義。我有相當的學歷，又在大企業及商界打滾多年，亦曾遍遊世界四大洲，但竟然不知道有社會企業家的存在，何異坐在井底的青蛙?

痛定思痛，馬上惡補社會企業家這個現象。另一個轉型的可能性漸漸浮現。

2007年，我成為了香港第一位Ashoka Support Network的成員。Ashoka是一個美國組織，是在支援社會企業家的工作中，全球最早、最具規模及最負盛名的機構。加入了這個組織之後，先後邀請了十數位國際知名的社會企業家來香港介紹他們的經驗。「黑暗中對話」的Andrea Heinecke便是其中一位，結果催生了該企業在香港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