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經濟

當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到美國和歐洲之後，美股即爆發大跌市，聯儲局和英倫銀行都急急減息，很多分析員認為，一場經濟大衰退已逼在眉睫。

瘟疫和經濟息息相關，是幾位歷史學者研究論證的結論。1972年出版的《哥倫布大交換》（The Columbian Exchange，Alfred W. Crosby著）把傳染病列為歷史進程的主要因素，書的結論是美洲土著無法抵禦歐洲侵略者，死亡枕藉，而殺傷力最大的，不是槍炮而是病菌。

疫症是人類歷史發展決定因素之一

William H. McNeill在1976年面世的《瘟疫與人》（Plagues and Peoples）把瘟疫納入歷史進程的範圍，據他觀察，疫症、尤其傳染病是人類歷史發展的決定因素之一。他是最早把傳染病與歷史結合重新解釋人類行為的學者。

另一部更為人認識的相關著作是Jared Diamond的《槍炮、病菌與鋼鐵》（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1997），書中記述歐洲人征服美洲時把病菌一併傳入，結果印第安人死於傳染病的數目遠多於歐洲人的槍炮。

中國經濟重心南移，歷史學者認為也是跟瘟疫有關。南方氣候和環境易生瘟疫，並非人類宜居之地；《瘟疫與人》指出，直到8世紀，長江流域及以南地區人口並不稠密，到了12世紀華中和華南才有大批稻農安居。能出現這種變化，是因國人與傳染病接觸增加，體內具免疫力的人口比例漸增，代代繁衍，中國人口已漸適應困擾祖輩的傳染病，具備移居南方的條件（參考〈被忽視的傳染病：瘟疫如何塑造了中國古代的政治與經濟？〉，界面新聞，2018年5月29日）。這種「自我免疫」理論，正是英國首相約翰遜目前抗疫措施的理論根據，他說的herd immunity就是不作任何預防，任由病毒向全民散播，當大部分英國人染上新冠肺炎後，體內的免疫力自會成為最佳防禦！

瘟疫帶來恐懼和恐慌

瘟疫對經濟的影響非常直接，1348至1351年歐洲黑死病造成6200萬人死亡，佔當時歐洲人口四分之一；勞動力大幅減少，農作生產因人力不足而大受影響。現代醫學進步，傳染病的死亡率已大幅下降，但疫症一旦爆發，對公共和私營醫療系統造成極大負擔，發展中國家如果應付不來就唯有棄守，令死亡率上升。

為了控制疫情，政府通常都會減少人流移動，學校、企業、社交和商業活動等都會暫停，肯定對經濟帶來重大打擊。發達國經濟以服務業為主，「人氣」至關重要，減少人流對經濟活動必定造成負面影響。

更加可怕的，是瘟疫帶來恐懼和恐慌，搶購物資是為了自保──保證日常生活不受影響，這種看似不理性的行為也許來自人類祖先的「深層」記憶──瘟疫會令物資短缺，疫症來臨時必須購買「足夠」物資儲備才有安全感！

恐懼也不會隨疫情消退而立即解除，像英國瘋牛症被發現後，引起全球恐慌，儘管人感染瘋牛症的比率不高，但歐盟對英國牛肉出口禁令維持長達10年。至於長期流行病如HIV和瘧疾，都被列為外國直接投資的「風險因素」。

據學者Victoria Fan、Dean Jamison、Lawrence Summers估算，每年大規模的流感造成損失預計達到約5000億美元，佔全球收入的0.6%，包括收入損失和死亡率增加的內在成本（參考〈流行病與經濟學〉，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季刊，2018年6月號）。

全球人口不斷增加（過去戰爭和瘟疫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已成歷史）、全球化令人員流動激增，加上氣候變化令新病毒「日新月異」，世衛2018年「亟需優先研發的高危傳染病清單」共有9項，大部分都沒有可用疫苗，各個經濟體花在公共衛生的開支將持續上升，藥廠、生物醫學、生產衛生防護用品成為熱門行業。

傳染病對經濟影響有限  且只屬短期

瘟疫對經濟造成打擊顯而易見，而且影響即時出現，但「長遠而言」瘟疫對經濟的影響又如何？美國學者Brainerd和Siegler在2003年就1918年美國流感如何影響經濟增長發表研究報告（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he 1918 Influenza Epidemic），結果頗令人意外：流感導致的死亡率每上升千分之一，其後10年的平均年經濟增長率就會提高0.2個百分點，主要原因之一是儲蓄率提高（參考〈歷史之鑑：大規模傳染病的經濟後果〉，中國科學院，2003年）。

隨着生物醫學研究不斷有新發現、國際之間加強協作、政府管控能力增強，傳染病對經濟的影響已經非常有限，而且影響只屬短期。二戰之後發生的幾場疫症，包括1957至1958年的亞洲流感、1968至1969年的香港流感，影響都極為有限，經濟很快就復元。

較為近期的如2003年沙士，全部確診個案8096例，死亡率約9.5%，結果令內地經濟在2003年第二季下跌，當年「5．1」長假取消，GDP同比增速從第一季度的11%下降至第二季9%，依靠人流行業如旅遊、酒店住宿、餐飲及交通運輸等行業受重創。但隨着疫情在當年7月解除，生產恢復正常，第三季度GDP同比升幅已回復到10%左右。

2009年4月美國爆發新型H1N1流感，美國有6000多萬例感染，1.2萬人死亡，但美國在2009年第二季GDP並未受到明顯影響，第三季更出現反彈。

其後還有2015至2016年的巴西寨卡病毒、2016至2017年H7N9禽流感、2014和2018年伊波拉病毒、2012和2015年中東呼吸綜合症，都對事發國造成短暫打擊，但經濟表現很快就回復常態（參考〈縱觀百年疫情史 病毒如何影響經濟發展和變革？〉，界面新聞，2月5日）。

疫情觸發中美較量升溫  才造成真正影響

當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又如何？內地官方口徑是「雖然疫情會對中國經濟增長帶來一些負面影響，但可以預見的是，這種影響是階段性的、暫時性的，不會改變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疫情下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不會變〉，中國新聞網，2月13日）。

這是「官話」，實際影響會如何，現在只能推測，誰都說不準。以內地的舉國體制和政府強大的調控能力，疫情對經濟影響應該極為有限，2003年沙士的經歷足可作為參考。今非昔比的是，中美貿易戰和兩個經濟大國對峙，美國用盡方法遏制中國經濟冒起，新冠肺炎疫情成為最佳切入點，為全球生產鏈跟中國脫鈎提供了「理論和實踐」的真實經驗。

疫情過去之後，中美攻防戰的主要戰役，是美國盡全力打擊「中國製造」，中國則全力捍衛「世界工廠」地位。換言之，疫情直接造成的影響有限而且「可控」，但由此而觸發中美較量升溫，對國際經濟格局才會造成真正影響。

疫後香港經濟  看不出向好轉機

香港亦如是，2003年沙士之後本地經濟在2004年已經回穩，其後更出現了一段繁榮期（庫房持續多年錄得巨額盈餘），可是，這次新冠肺炎疫情過後，看不見復蘇的動力何來。反修例風波引發的政治矛盾，在疫情過後很快就會重現，其影響足以抵消任何復蘇計劃。疫後的香港經濟，看不出有轉機向好的苗頭！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