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為本，東西溝通，明慎思辨

自從五四運動以來，「打倒孔家店」之聲不絕於耳，對中國傳統封建思想和文化的否定態度，在知識界成了主流，無論是接受西方啟蒙運動思想的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還是信奉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都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和儒家思想構成中國現代化、走向富強和民主之路的障礙，需要批判和摒棄。在這個大趨勢下，張君勱和一些堅持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價值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力排眾議，不隨波逐流，他們孤獨上路，擇善固執，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為中華文化的復興和現代化艱苦奮鬥。在這方面，1958年在香港和台灣同時發表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簡稱《中國文化宣言》）具有重大的象徵意義，也代表着20世紀新儒家的心聲。

 

 

《中國文化宣言》由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和唐君毅連署，其主要起草人是唐君毅。這四位從中國大陸流亡到台、港和美國的新儒家人物在《宣言》中表達了他們對中華傳統文化和思想的熱誠和堅持，認為此傳統充滿活力，定能適應未來的挑戰，應予復興。《宣言》一方面肯定了儒家的心性之學是中華文化中精神生命的主體，另一方面，亦主張從西方思想中多加學習。《宣言》說，「中國需要真正的民主建國，亦需要科學與實用技術。中國文化中須接受西方或世界之文化。但是其所以需要接受西方或世界之文化，乃所以使中國人在自覺成為一道德的主體外，兼自覺為一政治的主體、認識的主體、及實用技術活動的主體。而使中國人之人格有更高的完成，中國民族之客觀的精神生命有更高的發展。」而張君勱先生一生為其奮鬥的民主憲政，便是《宣言》提倡中國應該接受的西方或世界之文化的重要部分。

 

縱觀其一生，我們可以看到張君勱先生是一位有儒家的信仰和修為的儒者和君子。在1917年，張氏年屆三十，當時他對於自己曾參與的北洋軍閥政治感到失望，他在日記中寫道：「問此一年來所為何事，則茫然不知所以。蓋至來救國者，未有不先治己；方今海內鼎沸，已同瓦解，求所以下手之方而不可得，惟有先盡其在我，此治己之謂也。」救國從治己開始，這絕對是儒家精神。儒家追求學問，也希望學問可以用於政治以為人民謀幸福。張君勱先生曾說：「我一生志願，曰勉為讀書明理之人而已。」他又曾自稱徘徊於學術與政治之間，並談到自己「不因哲學而忘政治，不因政治而忘哲學」。唐君毅先生在張氏70大壽時對他這樣的形容是恰當的：「中國現代思想界中，首將西方理想主義哲學，介紹至中國，而立身則志在儒行，論政則期於民主，數十年來，未嘗一日失所信者，當推張君勱先生。」

 

 

張君勱先生在晚年因不認同共產主義和反對國民黨在台灣的政權拒絕落實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所設立的民主憲政制度，選擇流亡美國，雖然生活清貧，卻一再拒絕國民黨政府的經濟資助，正是身體力行儒家的人生哲學，即孔子所云：「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以及孟子所云：「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滕文公章句下》）

 

張君勱先生在政治思想上對民主憲政有堅定不移的信念，他在文化哲學方面，則強調對中華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守護和復興，反對全盤西化。他認為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對於儒家思想的過度批判和否定，造成國人心靈空虛的局面，共產主義因此興起。他指出，一個民族如果拋棄了自己的傳統文化，便等於失去了自己的過去，變成無根之樹、無源之水。他認為中華民族在建立自己的現代國家時，應該尊重自己的歷史和祖先，了解到祖宗的光榮的事業，並重建其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在討論明日之中國文化時，張氏指出，「以精神自由為基礎之民族文化，乃吾族今後政治學術之方向之總原則也」；他尤其重視儒家思想中的心性主體的創造性和精神自由。在這方面，他認為儒家思想不但與現代化沒有矛盾，而且可以促進「一種新的思想方法，這種新的思想方法將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基礎」，因為「人的理智自主是現代的真正動力」，而「理智的自主，智慧的發展，思考與反省的活動，以及質疑與分析的方式」，都是儒家思想所基於的原則。

 

雖然張君勱高度評價儒家思想及其倫理道德，包括宋明理學中的心性之學和義理之學和體現於文天祥、王陽明等儒家人物的氣節和風骨，但他絕對不認為傳統中國的政治和社會制度和禮教應該維持不變。他明確指出：他主張的「儒家哲學思想的復興運動……是哲學思想的運動，它與被視為儒家學說之產物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是分開的。這些在過去被視為不可改變或不可動搖的制度，在西方潮流的衝擊之下已經改變，時間是不會倒流的。」張氏又提到，舊禮教的生命已經退化，中國需要建設新道德，同時建設民主政治。

 

關於道德，他認為雖然在社會進化過程中，各種社會制度「皆因時因地而異，初非有一成不易者在」，但「人類道德在其日變之中有不變者在，不變之中有日變者在，言乎人生不離此物質世界，有原始生活，封建社會與君主專制政體各時代，其所謂道德或風俗標準者，自不能離此社會的變遷。然其向於『真』『善』之目標以前進，則歷歷如在目前」。「試讀一部人類進化史，在因時因地之變遷中；自有其尊重人類價值人格尊嚴與團體生活中之仁愛正義忠恕和好與和平競賽之諸美德。」張氏特別強調「道德之本於人性與其內在價值」。

 

 

在主張復興儒學的同時，張君勱對於西方文化、思想和制度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引進和吸收，持積極和開放的態度。他承認儒學不能為現代中國的政治、社會和學術奠定足夠的精神基礎，而單單是中國文化不足以開出民主的格局。他又承認現實的中國學術之落後，須借重西方的優點來補強。他認為由於西方文明是「伴隨着侵略及帝國主義」進入中國的，「結果中西的關係以對立、挫敗和反抗代替了友善的合作和自動自發的吸收」。「若中國了解西方就如同了解佛教一樣，則心靈必有接納能力，一個友善的回應，而能產生一個最高的善。如此，則不會有機會讓這樣一個不正統的共產主義（有）侵入之餘地。」張氏認為共產主義不是西方的正統，西方正統思想包括「其表現於對自然系統的探索和理解，對自由、平等、正直的理想及個人尊嚴的熱愛，與民主的共同感受」。

 

張君勱期望通過中西文化和思想的融合和會通，中國文化和儒家能出現新生命，並建立一個「自力更生的多形結構」。他主張「以儒家為本，而溝通東西思想」；「惟有采西方學說之長，而後吾國學說方能達於方法嚴謹，意義明確，分析精到，合於現代生活。亦惟有以吾國儒家哲學為本位，而後本大道並行萬物並育之旨，可集合眾家之說，以匯為一大洪流，兼可以發揮吾國慎思明辨而加上篤行之長。」張氏特別建議，「從事研究之者，貴乎博學慎思明辨，即有樂於信奉一家之言者，初不可盲從一派之言，應求其正反兩面而知彼此長短。倘能更進一步，將其互不相容者而融鑄於一爐之中，寧非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之一大妙事。」

 

 

儒家與憲政：從張君勱先生的生平和志業談起系列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