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為何能夠實現中國現代性？

編按：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講座教授、人文社科學院代行院長、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鄭永年教授於2021年4月7日，在上海交通大學就「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的現代性」專題發表報告。今特分兩日轉載，以饗讀者。

鄭永年教授在上回提及，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實現了「三個可持續」：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可持續的社會穩定，以及可持續的制度支撐與領導。今續分析以共產黨為首的中國政治經濟體系如何支撐這三個方面的可持續發展。

深思遠慮  使命必達

第一個特點，共產黨是一個使命型的政黨。現在，西方的政黨完全根據選票的計算來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的使命就是共產黨向整個中國老百姓或者中華民族的承諾。他必須通過實現他的使命來執政，這也就可以理解為什麼現在那麼強調「不忘初心」。

有人說，世界其他國家的政黨是隨着民意走。表面上是這樣說，但是實際上是不是大家可以討論。更關鍵的是，一個隨着民意走的政黨是不是一個好政黨？ 大家可以去研究，沒有答案。一個政黨應該是代表大多數人的民意，不能被少數人的民意牽着走。

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曾經說過，如果大家覺得這樣做是符合這個國家的長遠利益，哪怕是一些少數的民意反對，執政黨也要去做，這個就是好政黨。毛澤東說過，你既不能做人民的「大老爺」，也不能當人民的「尾巴」。如果不去看民意，你就是做人民的大老爺；如果光順着民意呢，就很容易做人民的尾巴，兩邊都不行。我覺得共產黨在這方面，把握得非常好，它的使命性就可以得到保持。當然，這個使命一定是老百姓認同的使命，而不是某一個人或者某一個團隊認同的使命。

現在中國共產黨有很多機制保持它的使命性，例如5年規劃、10年規劃，十九大提出中國到2050年的「三步走」，即2020年達到「全面小康」、2035年「社會主義基本現代化」、2050年達到「民主富強繁榮」等等，中國有很長的規劃。今年是共產黨100周年，就馬上了提出第二個百年的問題。大家去看世界上的政黨，哪一個政黨能夠想得那麼遠。在這一點上中國共產黨是獨一無二的。

開放包容  內部多元

第二個特點，共產黨是一個開放型的政黨。開放型的政黨就是包容型政黨。我把西方的制度稱之為外部多元主義，你不喜歡這個政黨也可以加入其他的政黨，可以創造其他的政黨，政黨的數量可能會無限的增多。例如，印尼蘇哈托倒台之後，出現2萬多個政黨。 這種外部多元主義，開放是開放的，但是會出現很多問題，很容易出現政治主體缺失的問題。我把中國的情況稱之為內部多元主義，所有不同的社會經濟利益都可以納入共產黨這樣一個開放性的體系，內部通過協商來解決問題，這也正是中國解決經濟社會利益分化的途徑^[1]。

還有更重要的是，中國內部開放的一個特徵是「賢能政治」，即所有的社會精英都可以進入這個系統，在這個系統裏面來解決問題。 我認為這個跟中國文明的開放性有關係。中國的世俗文明就是”inclusive”（包容的），而西方的宗教文明就是排他性的。中國以前的皇權體制，皇權是封閉的、壟斷的，但是它的相權是開放的。通過科舉考試，社會各個階層都可以進入這個官僚體系。

黨權和皇權之間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 相同的地方還是一個統一，不同的地方就是皇權是壟斷的、排他性的；黨權本身是包容的，是一個集體；皇權是不可民主化的，但是黨權是可以民主化的，也就是我們說的「黨內民主」，開放、包容是黨權的主要特徵。我認為從學理上說，「開放一黨制」效率上要遠遠好於多黨制。

十九大，中共有一個提法叫「政治家集團」，我覺得這個概念很重要。中國共產黨就是現在的領導階層，相當於傳統社會儒家的精英集團。當然不是簡單的重覆，而是具有現代性的”ruling group”，就是政治家集團，這個政治家集團是開放的。歷史地看，這個政治家集團是否有效取決於是否能夠容納來自「五湖四海」的人才。

重視參與  政策制定

第三個，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高度重視參與的政黨。 我們還是要定義一下，因為現在一說政治參與（political participation），基本上就是參選。 實際上，60年代的美國政治左派認為，不是參選總統最重要，而是參與那些能夠影響自己生活的政策，即政策參與，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當時大家講「經濟民主」、講「工廠民主」。

大家要先搞清楚，到底什麼樣才是政治參與？參與選舉並不是最有效的方式。90年代的時候，台灣和新加坡人均GDP都差不多，但是今天呢？今天新加坡人均GDP達到6萬美金的水準，但是台灣是26000元美金。你可能很喜歡台灣社會，因為你感覺它非常有人情味，但是經濟呢？ 台灣的「十大專案」都是蔣經國先生時代做出來的，後來就沒有什麼重大的建設了。

在中國，人們參與政策制定是非常重要的。政策上的參與和政治上的參與有很大的區別，我覺得政策參與甚至比政治參與更重要。對普通老百姓來說，判斷哪一個政治人物好壞的問題很難，有很多偶然的因素都會受影響，比如人的長相，但是這些跟政策沒有關係。中國的政策參與，可謂日常的參與。中國最近幾項大的決策比西方的更複雜，比如去年通過的《民法典》耗時多少年呢？以前的《物權法》又多少年呢？ 現在地方政府要做一件事情，網上一炒，馬上就又收回去了。 前不久我到浙江考察發現，社交媒體與大數據出現以後，參與的方式又有一個新的形式，這是非常有趣的。我在當地還看到有一個叫做「網格式管理」。

以前在新加坡，我對網格式管理不是很了解，西方人覺得網格式就是社會被控制，這是不對的。但是我覺得「網格化管理」這個說法也不合適，將來一定要改的。說白了，這裏面其實就是一個平台，是一個政府跟老百姓互動的平台，是老百姓自治的平台，是可以提供精準服務的。好幾年以前，我看到英國《經濟學人》雜誌裏有一篇文章，它說正是因為共產黨是唯一的執政黨，所以共產黨對民意的重視程度遠遠多於其他民主國家的執政黨。 這其實是一個命題，這個邏輯想想其實還是很清楚的。

第四個特點，共產黨是一個學習型的政黨。 這個非常重要，因為你只有學習才可以進步。 以前溫家寶總理說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是最大的學習型政黨，我個人認為也是。 大家一定要想清楚，相互學習不是說我變成你，你變成我。我們互相學習就是要變成更好的自己，這種學習才叫好學習。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儘管從鄧小平那時，就開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但是我們一直也在向西方學、向美國和歐洲學習。

早期80年代，中國向東歐國家學習，向日本學習，也向新加坡這麼小的國家學習。我們一直在學，但是我們從來沒有照抄、照搬任何一個國家的東西，我們總是在學習它成功的經驗，把好的經驗和”best practice”（最佳實踐）學過來，同時要讓它符合中國的習慣。

四個自信  自我革命

第五個特點，中國共產黨是一個自我革命的政黨。 我剛才強調了共產黨的開放，以開放建設開放的政黨。但是內部怎麼做得到呢？ 這幾年提出「四個自信」，我覺得四個自信裏，最後一個「文化自信」最重要；前幾年又提出「四個全面」，我覺得最後一個「全面從嚴治黨」最重要。 所以，我們現在如果真的要理解中國的現狀和未來的話，你就要把這兩個最後的「黨」和「文化」結合起來。

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們已經形成了對中國大的文明、大的傳統，做了一次徹底的轉型。這個轉型在結構上是一樣的，內容上是不一樣的。什麼轉型呢？ 以前講皇權跟相權之間的關係，現在就是黨內的，我把它稱之為「三權分工合作」的體制。 我們大家現在讀西方的書，一說西方的制度就是三權分立（立法、行政、司法）。 但是大家別忘了，中國的制度也有三權，什麼權呢？決策權、執行權和監察權。

這個體制在漢朝就已經形成了一直存在，直到晚清。我覺得一個能生存2000多年的體制，你不能簡單地用「封建」和「落後」這兩個詞就概括、否定了。跟西方比較，西方的三權就是分塊的，中國的三權是分政策上的時間段的。首先是決策，決策好了之後執行，執行了以後監察。

這也就是馬克思、韋伯說的官僚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的過程。「三權分工合作」體制到晚清以後就沒有了。孫中山先生想在西方三權的基礎上，從中國傳統中找出兩權來──考試權和監察權──最終形成了「五權憲法」。他從學理上想把兩個制度結合，但今天的實踐表明，要不就是中國的三權，要不就是西方的三權。中國共產黨一直在探索。

十八大以後，開始在浙江、山西、北京試驗監察權，十九大正式把三權到位了，所以我們現在又成為一個內部三權分工合作的機制，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回歸傳統，而是一個創造性的轉型。不要低估中國內部三權分工合作制度，現在我們通過創造性的轉型到位了，絕對不要低估，要趕緊好好地去研究。 這樣一個制度就是在中國共產黨自我革命、自我改革的過程中實現的。

三個傳統  三個主體

所以總的來看，我們的制度體系很好理解：一、經濟體的體制上就是三層資本、三層市場；二、政治就是內部三權分工和合作；三、總體上都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在這套制度體系的核心必須有一個政治主體。如果這個政治主體是牢固的，那麼這個國家就沒有問題，這個政治主體一解體，無論什麼經濟建設、社會建設，都很難進行。這就是為什麼十八大以後，習近平要從嚴治黨，做了那麼多事情。

因為共產黨是中國的政治主體，這個政治主體出了問題，經濟再發展，社會再發展，國家最終也是會有問題的。 只要共產黨自己本身一直在追求現代性，它就是可持續發展的，那麼國家也可以發展。因此，思考中國共產黨的現代性與中國國家現代性關係的問題，我們需要從政治主體，以及如何處理這三個主體（黨、人民、企業）之間的關係入手。

思考這一關係的問題，關鍵是要從三個傳統出發來思考：一是中國幾千年的「大傳統」。第二個是從近代以來的「中傳統」，還有改革開放以來的「小傳統」。從這三個傳統整理一下，反思如何來處理三個主體之間的關係，不僅可以理解黨史，還可以理解整個世界問題。

注釋：

1. 需要注意的是，內部多元性不等同於「山頭主義」。客觀地講，「不同的山頭」（就是不同的利益）是有的，但是「主義」只能有一個，這就是怎麼解決多元和集中之間的關係。 在中國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社會階層，「山頭」存在這是客觀的事實，但解決問題方面，「主義」就只能有一個。

原刊於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微信平台，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的現代性」系列二之二

延伸閱讀：〈中國現代性的三個特徵〉（「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的現代性」二之一）

鄭永年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英國諾丁漢大學終身教授，中國問題專家。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學士、碩士，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獲取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一麥克亞瑟博士後研究基金，前往哈佛大學做博士後研究。先後出版專著十餘部，在《比較政治研究》、《政治科學季刊》和《第三世界季刊》等國際學術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主要從事中國內部轉型及其外部關係研究，主要興趣或研究領域為民族主義與國際關係；東亞國際和地區安全；中國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國家轉型和社會正義；技術變革與政治轉型；社會運動與民主化；比較中央地方關係；中國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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