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美國國務卿拒絕和周恩來握手，那是「抗美援朝」剛結束的第二年，美國人小器是無法的，尼克遜在書中說了：「我們的分歧是巨大的，但我們的共同利益更大。我們的任務是減少分歧，而不是使其加劇。」
美國雖錯誤地以遏制中國為核心國策，拜登也犯上同樣錯誤，但美國已失去了阻止中國復興的機會了。究其原因，是美國浪費了太多資源干涉別國的發展，以致自己國內問題叢生，政府欠債纍纍，通脹高企。
「鄧小平南巡」成為中國現代政治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一些當年的「過來人」均同意，如果沒有1992年「鄧小平南巡」時確定中國要繼續改革開放，就不會有30年來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
經過40年的經濟快速成長之後，中國經濟正面對下行的巨大壓力。在這樣一個時刻，2022年中國需要一次新的「南巡」奇蹟，需要改革開放之後第三次與世界的重新連結和擺脫困境的革新。
塑造灣區人文精神──堅定文化自信，共同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保護文化遺產，宣揚人文灣區的世界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如具嶺南文化的粵劇、龍舟、武術、醒獅等活動，均應予以彰顯。
編纂《香港志》是個曠世工程，較編校一篇文章或一部書要求多得多，因此需要更多專家以及更多時間反覆求證、琢磨。為香港修志，任重道遠。
團結香港基金與廣東省地方志辦公室等團體舉辦港穗雙城圖片展覽，由12月13日起至明年1月8日，於香港交易廣場及廣州市地方志館同時展出300多張珍貴圖片及展品，呈現兩地2000多年的淵源。
《香港參與國家改革開放志》第14章詳細敘述改革開放40年兩地音樂交流的全過程，重溫小小香江的音樂能量，如何在大時代留下歷史的音符，尤其是改革開放初期，流行、古典樂人樂韻前仆後繼，不分先後。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12月8日至10日在北京舉行，國家主席習近平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均發表重要講話，表示明年經濟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以高水平開放促進深層次改革、推動高質量發展。
古人好獨善其身，但今天的社會，是靠社會上每個人所盡的每一分力，才能順利發展。一個人若不肯為社會的發展盡力，他便是社會的寄生蟲。
夏寶龍今日（6日）下午出席《香港參與國家改革開放志》出版典禮時表示，愛國者治港是要搞「五光十色」，具有多樣性，體現在身份的多樣性、價值理念的多元，以及社會制度的包容。
額外補習帶來額外課業、老師知悉學生有外力支援而布置更多家課、學生補習走動需時，因而令學生負荷加重，不利心身發展。當年本港無計可施，一國的另一制就可以針對弊端對症下藥，高效聚焦地把情況控制。
中國共產黨提出共同富裕，這當然合乎憲法和配合國情；在西方社會經濟面臨嚴峻挑戰的情況下，這也是促進人類福祉的崇高目標和偉大實驗。
想起前《文匯報》社長李子誦的「十六字真言」——有喜報喜，有憂報憂，有善必揚，有惡不隱。值得注意的是，劉香成口述的不僅是事物的回憶，還帶出一些思考——事物總有多個角度。
深圳的迅速發展正是國家治理結構的微觀縮影。這種獨特的治理結構確保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目標的一致性，從而使地方政府能夠最大程度地激發當地民營企業家的創新。
鄭永年認為，任何一座城市硬基建的高峰總會過去，要想成為歷史長河中的明珠，就必須實現可持續發展，這就需要精神層面的指導。換言之，就需要與之相匹配的軟實力，即一個城市的精神與品格。
新一代選擇移民的香港人，由於有外國政府的協助，走得比上一代容易，不用付出太多的代價，話走就有得走。放棄了原有的職位，原有的前途，與已經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都可以在外國獲得更好的替代嗎？
亞太經合組織（APEC）企業領袖高峰會周四（11日）登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講話，他表示，早日走出疫情、經濟穩定復甦是亞太地區目前最急迫的任務；亞太地區不能也不該回到冷戰時期對立的狀態。
鄭永年教授提醒，東南亞國家應以自身利益為重，避免成為美國同中國發生代理人戰爭的代理，因為這對任何東南亞國家都沒有好處。
近月多個行業被整頓，孤立地看，都有道理可依，但出手太頻密，社會未必經受得起，容易使人猜測改革開放的遊戲規則是否改變了。
有些千禧一代只變成生活在無聊和無知的舒適中，不重視工作，不能自食其力，美國千禧一代的競爭力會如何？你願意發哪種夢呢？
香港社會貧富依然有差別，但有社會向上流動力，加上廉政公署，英國人就這樣建設成一個和諧的華人社會。三千年來罕有的安居樂業，直到1997年，連同豐厚的儲備，交還中國。
《香港志》記述範圍上溯公元前5000年新石器時代的先民活動，下至2017年7月1日特區第五屆特區政府的成立，橫跨7000年的歷史變遷。編修《香港志》是香港歷來最大規模的史學工程。
上世紀70年代中國開始與西方國家打交道，香港發揮了重要作用：改革開放後，香港也是中國沿海重要經濟城市和投資的來源地。外國人對香港有許多片面化的認知；香港有獨一無二的能力，向全球分享中國故事。
共產黨是目前中國的政治主體，這個政治主體出了問題，經濟再發展，社會再發展，國家最終也是會有問題的。
「經驗地說，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存在，不僅沒有過時，反而為中國帶來愈來愈大的現代性。」
改革開放後，中國走向工業化。生活在城鎮裏，要把孩子培育成材才有用，孩子多反會成為包袱，沒法集中資源加以培養。所以新一代中國人多選擇少生精養的策略。
中國已經從西方的經濟模式中學到了很多，並從中受益良多。難道美國不應該向中國學習嗎？ 畢竟，太平洋足夠大，可以容納兩個超級大國。
陳培勳不顧戰火漫天，隻身北上入讀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完成後在重慶的中華交響樂團出任低音大提琴手，其間結識李凌，為日後在中央音樂學院共事創造條件。
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社會學系榮休講座教授金耀基提出，今時今日中國快速崛起因擅於吸收西方文化。一個民主社會能不斷借鏡別人，是成長的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