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有效應對美國意圖通過在貿易、金融、科技等方面的遏制，國家迫切需要在西方世界開拓新的國際經濟空間、擴大中國的發展腹地、強化歐亞國家之間的合作以及最終建構一個強大的歐亞經濟共同體。
在像中國這樣一個龐大而複雜的國家進行轉型管理，同時在迅速變化的全球環境中尋找新的發展路徑，使中國的改革開放轉型具有獨特性，是名副其實的「史無前例」。
《大道薪火》以獨特的視覺，展現了中國共產黨革命中金融行業發展的空白，也讓我們知道，其實中國共產黨發展金融業以推動社會發展，並不是1978年改革開放才出現的新事物，而是在1931年已經開始。
吳曉求教授指出，對中國來說外部需求特別重要。「千萬不要認為中國經濟規模擴大後，靠自己消費就能完成過剩供給能力的平衡」。他強調，中國是投資推動經濟成長佔比非常重要的國家，所以需要外部平衡強大的供給能力。
東晉初年（公元323年），中原大批士族因五胡亂華遷往江南地區，需要建成安居，他們找風水大師郭璞選擇地點。
單偉建在今年香港書展上，分享了他對金錢、經濟和歷史的獨到見解。他的故事展現了一個中國人在動盪年代中逆境求存、自我超越的精神，值得我們深思和借鑒。
中國採取的是階段式發展目標，推動整個國家經濟發展。規劃是關鍵，政府要有清晰的長期規劃，才能夠按期實現目標。當整個經濟鏈條轉動起來之後，實現目標就水到渠成，而且動能十足，如同在高鐵的預定軌道上奔馳。
歷屆的三中全會都是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聚焦下一階段的發展。二十屆三中全會18日閉幕。今次三中全會聚焦3個方面：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防範及化解重大風險，讓人民過上更好的日子。
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繼續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國，強調繼續改善經濟、完善制度、穩定社會政治、繁榮經濟、改善人民生活、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現代化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香港的制度優勢獨特，可補充內地體制之不足，內地或難以複製香港的一套。自改革開放以來，香港在國家發展進程中都有無法取代的作用。
世界史告訴我們，如果改革不能成功，那麼就會導向「革命」。今天的世界呈現亂局，但其根源在於內在因素。可以預見，在今後很長一段歷史時間裏，國家間競爭（或國際競爭）的核心會在制度層面。
三中全會為何關鍵？三中全會到底如何賦能國家在解決問題的同時開創新局面？三中全會的核心要義是什麼？
中央最近出台促進流動性的政策（重點針對房地產市場），估計三中全會將會進一步為擴大總需求（包括消費、民間投資、國家投資、公共開支、高增值出口，對外直接援助及投資等）推出強力有效、有針對性的政策。
筆者認為，新質生產力的概念不但不是舊瓶裝新酒，將來更可以是中國新經濟學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理論從實踐中來，估計將來有更多學者專家們珠玉紛陳，精彩可期。
今天香港與內地，特別是內地大灣區相互之間的關係已經進入了一個臨界點。深圳河不應成為香港人認知的障礙，它應該是港人的福祉。香港人，努力吧！
中國通過40多年改革開放，一躍而成全球第二經濟大國，各領域的先進發展令舉世讚歎；而反之，曾為中國大陸現代化急速發展起了引進窗口和學習對象作用的香港，卻不進反退，變得平庸和迷失。香港今生是否已窮途末路？
在人人擁有社交媒體，網絡資訊傳播無孔不入的今天，讀書風氣漸失，再如此下去，恐怕連「讀書人」這個稱謂也可能成為歷史。特區政府響應世界閱讀日而設立全民閱讀日，初心可嘉。
整個新中國發展歷史，一定會經歷不同程度的起起落落。每一個決定可能是對，可能是錯，但最重要的，是一切以民為主，以改善人民的生活為依歸，不斷改進、修正。
在港英年代，港人的「共識」是沒民主但有自由；雖然手中無票，但港人卻可以百無禁忌，對政府施政放言高論。不過現在大家感到的卻是一股壓抑，一切要小心翼翼、好自為之的氣氛。表面的平靜，掩蓋不了社會內部的焦慮。
在國家的持續不斷的改革開放過程中，香港將得到源源不絕的發展機遇，但香港也必須在制度、法律、政策、規則、教育、培訓、政府施政和社會投入上作出艱辛的改革和提升後才能把握好和用好那些機遇。
最保守的日本企業文化也正在經歷改革。中環資產投資基金創辦人、行政總裁兼投資總監譚新強認為，聰明的領導人知道中國經濟並非一片美好，開始意會到企業效率的重要，並提出幾點建議幫助中國企業改革。
儘管面臨各種挑戰和經濟體制機制的不足，中國迄今為止成功地保持了快速增長。值得一提的是，進入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及其利潤也在2022年前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增長。那麼，為什麼過去大多數悲觀的預測並未實現呢？
改革開放40年，中國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發展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系，我慶幸有生之年目睹這個巨大的變革。
儘管有着黨中央的集中領導，地方政府在經濟方面擁有很大的影響力。考慮到國家的龐大規模和每個地區的不同情況，中央與地方的博弈已經有幾千年。在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策演變中，地方政府的利益和作用不容忽視。
本科四年，李克強像兄長一樣時時關心我、呵護我。李克強，你的音容笑貌依在，你是我的兄長，你永遠活在小弟的心裏！
拜讀《香港大學世紀之問──改革開放初期與內地交流的人和事》，讓我回憶80、90年代與內地高等教育界的交往。
為了全世界的和平發展，政治的多極化和安全的多極化很重要。美國極度害怕多極世界，並力爭維持一個已經不復存在的單極秩序，但多極世界比任何其他秩序都更符合美國的利益。
2024年來到，兩岸領導人分別發表新年賀詞，在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指中國目標很宏偉，也很樸素，歸根到柢就是讓老百姓過上更好的日子。而在台灣，總統蔡英文則強調，台灣議題要以台灣人共同的意志來做決定。
在那個百業待興的年代，香港大學建築學院以黎錦超教授為代表的先賢們架起了中外建築學術界的橋樑，增強了國際學者對內地建築學的認知。30多年前先輩撒下的種子，在今天結下了豐碩的果實，讓筆者這樣的年輕人受益。
自百年前「為中國而立」這命題的提出到今天，不同的人在不同時期對「港大為誰而立」提出了不同的說法，他們有是為了考量昔日大英帝國的利益，更多的是基於對國家和香港的的關懷和熱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