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不是為了改革而改革，開放不是為了開放而開放。無論是改革或開放，需求皆來自中國的客觀實踐。根據客觀實踐的需要，近年來，中央提出了包括「新質生產力」、「國內國際雙循環」、「國內統一大市場建設」等規則、規制、管理和標準的高水平開放對內的一系列政策概念或者改革目標。問題是如何把這些改革目標落地，轉化為真實發展的內在動力。無疑，唯有深化改革開放，才是發展之路 。
新概念 新經濟體系
中央提出了「新質生產力」的概念，這是因為老的「三駕馬車」（即投資、貿易和消費）已經拉不動龐大的中國經濟「馬車」了，需要新的動能。那麼，新動能來自何處？只能來自新質生產力。發展新質生產力無疑是複合工程，需要推動基礎研究、應用技術轉換能力，也需要強大的金融服務的支持。如何把基礎科學研究、應用科技和金融服務有效統籌結合？這無疑需要對現行體制進行改革。
生產力的發展更需要生產關係領域的改革。例如，「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徵。但是，如何實現共同富裕？經驗地看，就是要塑造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 「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義，更不是劫富濟貧，而是中產階級的做大做強。當一個國家的中產階級跨越50%的門檻，達到65%或更高比例的時候，這個社會有望實現「共同富裕」。
一個擁有龐大中產的社會也是人們所說的消費社會，因為在任何社會，只有中產階級才有能力實現永續的消費。改革生產關係便是「啃硬骨頭」。過去的發展中經常出現經濟和社會、市場和政府的錯位：在應該實行市場化的經濟領域，政府作用過度，而市場化不足；但在應該發揮政府主導作用的社會領域，市場化過度，政府作用退位。這造成了現今許多經濟領域的「硬基建」過度，而許多社會領域的「軟基建」的不足甚至缺位，尤其是社會安全、醫療、教育和公共住宅。中產缺乏足夠的制度保障，窮人缺乏足夠的保護，這些現像都是軟基建不足的結果。可以說，軟基建建設是生產關係改革的核心，也是上層建築的有效社會基礎。
另外，與房地產相關的土地制度需要改革。房地產行業是中國經濟最成功的一部分，但也可能成為「最失敗」的一部分。房地產在以往很長一段時間內對推動中國經濟成長發揮了很大作用，以至於一些經濟學家把房地產視為中國經濟的支柱產業。
因此，如果房地產崩盤，整體經濟也會面臨嚴峻危機，倘若處理不當，甚至可能釀成金融危機。可以說，當中國經濟和房地產行業良性循環時，即房地產好，經濟大環境也會好，反過來促進了房地產業繼續蓬勃發展，整體上行；反之，當兩者惡性循環，整體就會往下行。現實地說，房地產行業，一是要應付危機，二是要實現永續的發展。因此，有幾件事情是必須要做的。
第一，要解決爛尾樓問題。許多購屋者已經支付了房款，卻無法拿到房子，開發商也陷入困境。這部分的購屋者多為真正需要住房的群體，政府必須協助解決，否則很容易演變成為社會政治問題。
第二，要大力發展公租房子。住房不僅是居住問題，更是一項系統性的社會工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在軟基建領域的社會主義特徵十分缺乏。即使與香港、新加坡等資本主義地區相比，我們的公共住宅比例也要低得多。早年曾提出城市公租房覆蓋率要達到20%，但現在多數城市連5%都不到。如果公共租屋建設跟不上，不僅會影響城市的競爭力，更可能引發民怨。對於龐大的低收入群體來說，他們需要就業機會和進一步的發展，需要脫貧並逐步進入中產階級。只有這部分人能夠成長壯大，中國才能建立起消費型社會。公租房建設不足，顯示社會領域過度商業化和資本化。
第三，要大力發展高品質住房。城市中的許多普通住宅，即使沒有爛尾也無法吸引人們購買。在推動城鄉一體化的過程中，是否可以探索宅基地的流轉交易，讓一部分人建造高品質住宅，以此作為資本的載體和資本的保值與增值；現在很多資本因為缺少投資空間而外流，而高品質的房地產是留住資本的有效方法。同時，應為多數人提供保障性住房。在總量一致的投入下，這樣的做法不僅有利於政治穩定，還能培養中產階級，拉動消費，真正建立起消費型社會。
而無論要實現以上哪一條，都需要土地制度的改革。
改革的必經之路
國內大循環和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其實是同一件事。統一大市場的建設就是要實現國內大循環，做到（至少在）國內市場上資源的有效配置，進而提高勞動生產力。但經驗地看，無論是國內大循環的實現或是國內統一大市場的建設，都需要深刻的行政體制改革。因為行政分割已成為國內統一大市場最大的阻力，也是國內大循環的有效阻力。
如何推動高品質的國際大循環？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成長基本上是在外循環過程中實現的。那麼，面臨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的新環境，中國如何深化開放？中央提出，要圍繞「規則、規制、管理和標準」來推動新一波開放，在這些領域與國際高標準進行對接。此外，中國以精準的單邊開放為核心的高水準開放，是破解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圍堵的最有效手段。
儘管中國已經在簽證領域開始實施單方面開放，但還需要把單邊開放擴展到更多的領域。無疑，這種開放涉及內部的重大利益調整，這需要改革。同時，中國經濟發展到目前的階段，迫切需要大規模發展自己的跨國公司。要發展跨國公司，不僅要建構資本出海的金融機制，更需要建構保護海外利益的機制。從目前情況來看，在這些領域，現有機制要不微弱，要不缺位，仍需龐大的努力來推進機制建設。
正是因為所有這些改革開放都涉及到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人們對即將來臨的三中全會寄予如此高的期望。過去的經驗告知人們，只有透過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層面的改革，才能解放勞動生產力；只有解放勞動生產力，才能謀取發展和擴大上層建築的經濟基礎。
實際上，在現今的世界範圍內，都需要改革生產力和生產關係，調整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關係。在美國，儘管技術和經濟獲得了發展，但收入差異加大，社會分化加劇，這為民粹主義的全面崛起提供了社會基礎；同時，治理危機不斷加深，表現為黨爭、司法政治化、街頭運動等不同形式。
美國在精英民主和中產階級民主階段被視為世界民主的「燈塔」，但在進入民粹化民主之後，危機不斷。美國所出現的問題表明，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出現了結構性矛盾。如果要化解美國的這些結構性矛盾，要不改變生產力和經濟基礎，要不要改變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不過，無論從理論或經驗來看，要改變前者幾乎不可能，因為技術不可倒退。那麼，留給美國的選擇只有改變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這是美國社會必須面對和應對的挑戰。
歐洲社會擁有較完善的福利體系，因此，過去的發展略優於英美。然而，這些年的情況也急轉直下。在近代以來的很長一段時間裏，歐洲都是世界的創新來源地，不過今非昔比。儘管歐洲演變成許多人所羨慕的「規則社會」，但複雜煩瑣的規則體系極大地扼殺了歐洲社會的創新。較之美國，歐洲再次面臨「落後」的局面。經濟問題加上地緣政治變遷使得歐洲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都面臨嚴峻的挑戰。剛結束的歐洲議會選舉顯示歐洲民粹主義和各種極端社會思潮開始崛起。如何改革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以釋放生產力和強化經濟基礎是歐洲社會所面臨的問題。
世界史告訴我們，如果改革不能成功，那麼就會導向「革命」。今天的世界呈現亂局，但其根源在於內在因素。可以預見，在今後很長一段歷史時間裏，國家間競爭（或國際競爭）的核心會在制度層面，即看哪一個國家能夠透過改革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來促進生產力和經濟基礎的發展。儘管各國的制度表現形式不一，但競爭的本質是相同的。
三中全會與生產關係的變革 2-2
原刊於「大灣區評論」微信平台，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