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有決策者,都需要兼顧不同持份者的利益, 所以涵蓋的範圍要恰如其分。在此情況之下就得運用「用得其所」這個概念來作出決策。以數學術語來說這就是尋找考慮中的各種不同元素最小公倍數。

大家都明白政府不能不考慮究竟公帑是否用得其所,另一方面,我們也感受到政府面對自去年6月以來積壓的民怨,冀望以派錢釋出善意,作為緩和緊張社會氣氛的手段。

展望2020年,香港經濟處於內外交困之勢,仍面對巨大挑戰。停止暴力、盡快恢復社會秩序,是讓經濟重拾增長動力、讓香港重新出發的關鍵。

我的建議是派錢扶貧。香港現有約40萬貧窮長者,在貧窮邊緣的也不少,政府不應廣泛派錢,而應精準地向60歲以上的長者派錢,每人可獲8000元。

非常時期非常手段,新民黨這個一直強烈反對全民派錢、只支持「針對性」派錢的政黨,竟然打倒昨日之我,成為支持全民派錢的先鋒,這個轉變本身就非常有趣。

我們正密切監察宏觀經濟及市場預期的變化,以及對於香港經濟的影響,有需要的時候會及時提出相應措施「撐企業」,達致「保就業」的目標。特區政府會繼續努力維持優良的營商環境和國際競爭力,使香港可繼續穩步向前。

政府一直有使用私人市場的物業,不過以前多數租,較少買;但租樓要面對不斷加租的威脅。對社福機構來說,是一種無休止的負擔。也許政府因而想趁財政有盈餘的時候,把物業買下來,一勞永逸。

香港的貧富懸殊是在所有的先進經濟體中最高的,因此特區政府在處理公共財政上必須扮好一個收入再分配者的角色,利用豐厚的儲備來改善香港社會的收入不均問題。

財多好辦事,在社會政策上大手筆投入、不斷動用公帑「購買」社會和諧,卻迴避老大難的問題,已經成為本屆政府的一項「特色」!

社會中的各路利益團體或政客,只要緊盯着政府,向她施壓,便可予取予攜得其所哉,政府掌控的資源愈多,愈是肥肉一塊,真正付出代價的,是納稅人不是政府,後者並無強烈的反抗意志。

香港的教育開支長期偏低。林鄭月娥給教育經常開支增加50億元,仍未能改變香港在教育投資上的落後情況。財政司司長說要為香港投資;有什麼比大幅增加教育經費更值得呢?

我認為政府應在派糖的方式上制定一套明確的守則,以免民間有太多不切實際的期望。有了這樣的規矩之後,財爺就不用每年都為如何分配盈餘而煩惱。

這幾天大家都在討論今屆的財政預算案,作為體育界的一分子,當然會關心這個預算案對體育有什麼新的資助。

如果陳茂波想青史留名,他必須為自己開闢一條大膽的新路。我們的政府可以更大膽地決定,如何以結構性和有針對性的方式投資,長遠來說改善我們的生活,而不是浪費在短期的「派糖」措施上。

從房屋儲備金回撥212億元後,本財政年度將有168億元盈餘。如果不計回撥,就有赤字。財政司司長對香港的經濟前景毫不擔心,預言未來每年將繼續有盈餘。政府的經營開支增加,遠遠超過了經濟增長率。

基於陳茂波對來年的經濟展望,並考慮到政府的財政狀況,推出一系列利民紓困措施,包括寬免2019-20年度4季差餉,每戶每季上限1500元。

政府為回應市民對「三無」人士未受眷顧的批評所作出的回應,是全面不討好的急就章。

盈餘不斷增加,派糖的方式便層出不窮,而且要巧立名目:從「藏富於民」、「還富於民」到「與市民共享」,口號一個接一個,背後的性質和目的卻愈來愈模糊了。

「傑出領袖對談系列」是嶺大慶祝在港復校50周年的主要活動之一,任志剛與歐陽伯權兩位嘉賓探討香港可如何適應各種轉變,提升及強化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筆者認為財爺坐擁過萬億元的財政儲備,應該撥多數十億港元來支持長者就業。

上次派錢,政府以公帑補貼基層面應付入口通脹。現時香港未有入口通脹壓力,毋須大手筆派糖。

我們的社會已發展得愈來愈複雜,要訂好一份財政預算,既要有一定的專業知識,亦要掌握到一定的數據,一般市民大都缺乏條件去提供切實可行的意見。

今次財政預算案一改過去守財的陋弊,有頗多積極因素,特別對創科投入較大,有助擺脫殖民地時代小政府、忽視科研與經濟發展的陋習。

電子競技近年發展迅速,由電子遊戲發展到今日在網上平台進行比賽,可以說是一個大躍進。

《財政預算案》眾多教育開支當中,「未來一年,全免DSE的考試費」一項最引起大眾爭議。這措施能否對來屆報考的中學生得益?

筆者主張派錢,善用盈餘。部分立法會議員,特別是民主派,反對全民派錢,比如說要利用盈餘增加公共服務,也提出「煙花論」、「多餘論」和「漫無目的論」。現筆者逐一反駁他們觀點。

關愛基金另一個重要作用可以視為先導項目,提供數據及資料讓政府研究,從而考慮是否應將有關項目轉化為經常性開支,並納入預算案之中。

政府利用盈餘選擇性派糖其實可以接受,派糖派得不公平,特別是大部分低收入的人士無份享受,卻是大問題。

史維教授強調,科大不希望只是在內地單獨辦一所大學,「把科大變成兩倍並沒有意思」。他希望這所分校與香港科大維持緊密的聯繫,甚至是「教職員(內地、香港)兩邊走」。

筆者認為預算案只是針對基建投資並不足夠,政府應該盡快制定香港「再工業化」的策略,包括明確的「關鍵成效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