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科技是近年的熱門話題，因此中大去年增設創業作為副修科，佔約20個學分，學習如何實踐知識投入創業當中。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為加強粵港澳大灣區內金融科技的合作，金融管理局去年跟深圳有關單位簽訂了備忘錄，加強深港金融科技合作。
大灣區首要任務應是制訂一個可以「做大個餅」的規劃，而不是由內地「派糖」，提供優惠吸引港人北上。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大灣區是國家金融發展的重要窗口，是關鍵的一着棋、主要的血脈，對推動國家整體經濟的發展將發揮無可比擬的作用。
特首林鄭月娥為10月發表的施政報告，在社交網站舉行首次直播諮詢。面對不少網民就每日150個單程證的提問，林鄭一口拒絕考慮，我想就她提出的三點理由，逐一討論。
譚鐵牛院士認為香港科研發展時機大好，既有中央政府的支持和特區政府的決心，亦有創科發展的需求和創科領域的基礎，社會各界更在創科上達成共識。
疫苗造假事件雖在內地發生，但港人看在眼裏，也會造成心理衝擊。香港正在逐步融入國家發展策略，成為大灣區計劃的一員。選擇在內地工作或居住的港人，很自然會對這些造假惡行有切膚之痛。
時下關於大灣區的討論，大多數均屬客客氣氣，態度友善，盡量不要太過具體。但作為一個區域發展大計，只是很表面地談談互補優勢，其實不足以推動很實在的新嘗試。
大灣區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及再工業化帶來的平衡發展，一定對香港和下一代有利。
經濟發展，人才先行。面對一帶一路和大灣區新的國際化發展戰略，香港人才培養還是幾十年不變的面向英美嗎？
筆者建議在珠江口的桂山島大規模填海。在這接近6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住房、創客園地、會展中心，再引進深圳的科技文創產業，讓香港年輕人與祖國的產業、市場、服務完全融合在一起。
作為大學校長，我深知創辦高等教育機構的困難和責任。理大決定與深圳大學合作創辦大灣區國際創新學院，就是在大灣區發展的大前提，深化港深創新合作的模式。
浸會大學榮休校長陳新滋教授認為，如果每個人只考慮自己的利益，不理睬別人。香港只顧香港事，結果香港連自己也發展不好。將來要做好粵港澳大灣區的話，九個珠三角城市和兩個特區一定要互相幫助。
中國工程院院士陳清泉教授指出，目前內地、台灣、韓國和新加坡都把科技視為支柱產業之一，有明確的科技計劃，反觀香港的經濟過分依賴地產和股票，是不健康的發展。
覓地發展對香港長遠經濟發展，以至未來繁榮究竟只能夠惠及社會少數抑或造福全民，同樣至關重要。
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表示，中美貿易摩擦對香港帶來的負面影響並不大，但中美貿易戰一旦爆發，香港遭受影響將不可避免。
若香港要認真地在大灣區發展中佔一席位，盡量利用與深圳的協同效益，首先便要取消《香港2030+》規劃，重新制訂香港發展的定位，特別是與內地連接的空間規劃。
香港人不習慣以「砌模型」當作規劃，不會視沙盤為發展藍圖，但卻需要學習擁有一種宏觀的視野，更主動地構思香港發展，更自覺超越原來的地方空間。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青年聯會前主席、高鋒集團主席吳傑莊博士分享自己在內地創業的經歷。吳博士作為過來人，勸勉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到內地創業，需要摒棄主人翁心態。
國家改革開放40年，深圳着先機，卻從未自滿，綜合發展，教人刮目相看，如今站在第二個40年的起跑綫上，深圳繼續以開放的政策，凝聚敢創敢搏的年輕人才。
中大自創校以來，一直以「結合傳統與現代，融會中國與西方」為獨特定位，四個創新的特點正正與中大的創校使命不謀而合。
中央政府官員的特點，是官僚的思維，凡經中央制定的政策，就必須具有權威，即不容隨意提出修改意見，但大灣區牽涉香港的繁榮穩定和國際聲譽，實在不容有失。
香港也有隱憂，高校研究水平雖然不錯，但吳校長認為如果繼續這樣發展下去，未必能夠維持現狀。
毫無疑問，大灣區的發展規劃對香港本身的經濟發展有積極的作用。
近年不少學校帶學生到日本和韓國看STEM，其實何必大費周章，我們鄰近的大灣區學校和機構，更值得我們參觀和學習呢！
跟9個內地城市和澳門聯手合作發展成為一個灣區經濟體，是前所未有，對香港和內地城市來說都是全新挑戰。
依靠政策改變來主導社會經濟發展，不可以由上而下，由政府領導強勢推行嗎？但以目前所見，特區政府既未有足夠民意支持，同時也未有足夠的政治能量。
陳爽表示，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台灣並非旁觀者，而是合作夥伴。共同參與大灣區，建設符合歷史進程，符合合作原則，具有協同互補的優勢。
「傑出領袖對談系列」是嶺大慶祝在港復校50周年的主要活動之一，任志剛與歐陽伯權兩位嘉賓探討香港可如何適應各種轉變，提升及強化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梁錦松認為現時全球的競爭格局已由國家之間的競爭，轉為城市群之間的競爭，未來香港於粵港澳大灣區的定位不應局限全球金融中心，亦應作為人才中心，為中國吸引來自全球的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