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界東長期被視為香港的邊陲，但在全球海洋科研競爭升溫、深港協同深化與粵東海洋產業重組的背景下，大鵬灣的戰略價值正迅速上升。其生態完整度、物種多樣性與低人為干擾，使其具備成為國際海洋科研前沿的天然條件。
然而，香港的科研體系雖具國際化優勢，卻因土地不足、觀測站匱乏、跨境數據流通受限而未能形成制度化平台。本地大學目前僅引入簡單的海洋課程，科大、港大、中大、城大、理大等院校至今未建立真正的海洋科學、海洋工程、海洋經濟學科體系。
若香港在「一五規劃」中不提前部署海洋科研與治理制度，將難以在國家海洋戰略中取得制度性位置。
新界東再定位：地理邊陲到制度前沿
新界東的價值不在於海岸線長短，而在於其具備香港以外的其他地區難以複製的生態條件。制度才是決定其未來的核心。透過跨境科研、觀測、治理與教育體系的制度化設計，新界東可成為國家海洋科研體系的南方前沿。
值得注意的是，過去20多年，中國海洋局始終未能在香港落地，導致本地海洋科研與治理長期缺乏制度支撐。這一缺口正是「環大鵬灣區」構想必須填補的部分。
科研、產業與制度互補
大鵬灣內地側的科研與產業布局具備高度互補性：深圳的大鵬新區擁有科研轉化與裝備製造能力；惠州具備海洋牧場與裝備測試場境；汕尾在海洋風能與保育制度試驗方面具備優勢；香港則提供國際化科研平台與制度透明度。四地功能互補，使大鵬灣具備形成跨境海洋科研與產業走廊的條件。
近年香港提出「遊艇經濟」，但其本質仍屬消費型海洋活動，跟國家推進的海洋強國戰略並不一致。香港若要真正融入國家海洋戰略，必須從消費導向轉向科研、產業與治理的制度導向。
港「一五規劃」海洋科研須提前布局
香港正制定首個「一五規劃」，其核心任務之一是為城市的產業轉型建立長期方向。海洋科研必須成為規劃中的前瞻性板塊。新界東具備全國罕見的海洋生態，深港粵東具備形成跨境海洋科研走廊的地理條件，而國家海洋戰略正需要具國際化能力的制度前沿。
更重要的是，中國正透過解放軍海軍與「海龍號」深海裝備，逐步成為海洋與海底強國。這意味國家在海洋科研、裝備、能源、保育等領域的制度需求將急速上升。香港若不提前部署，將錯失在國家海洋戰略中取得制度性角色的機會。
海洋教育體系 跨境海洋治理平台
要支撐香港成為海洋科研前沿，人才體系必須建設。本地大學的海洋相關學科仍屬零散配置，缺乏完整的海洋科學、海洋工程、海洋政策、海洋保育與海洋產業的學科體系和科研人才體系。
在新界東設立「香港海洋大學」或「香港海洋研究書院」，可成為制度建設的核心。此大學不僅提供本科與研究生課程，更應成為跨境科研平台，跟深圳大鵬新區形成「雙核心」的學術—科研—產業聯動，並與「國家海洋研究所（香港）」做到制度互補，使人才、科研與治理形成閉環。
建議設跨境海洋科研平台整合深港粵東科研力量；跨境海洋觀測平台整合三地觀測站；跨境海洋治理平台涵蓋保育、執法與數據共享。海洋科研、海洋產業、海洋保育與海洋文化教育構成制度體系的核心，使深港粵東從合作走向共同治理。
科研、轉化、應用與文化延伸
大鵬灣內地側資源可與香港形成制度化協同：香港負責科研前沿與制度創新，深圳負責科研轉化與裝備製造，惠州負責海洋牧場與裝備測試，汕尾負責海洋風能與保育試驗，形成「科研在香港、轉化在深圳、應用在粵東」的跨境海洋產業鏈。
大鵬灣具備發展海洋旅遊的潛力，但其核心應是科研、保育、文化與教育的制度化延伸，而非消費導向的遊艇經濟。若能制度化整合，可形成跨境海洋旅遊航線、跨境海洋文化節、跨境海洋教育平台與跨境海洋保育志願者網絡，使海洋文化成為跨境治理的軟性支柱。
Mirs Bay的國際角色 走向全球海洋科研
大鵬灣具備成為國際海洋科研節點的條件。其生態完整度在全球沿岸城市中極為罕見，使其具備成為國際海洋氣候研究、海洋生物監測與海洋保育示範區的天然優勢。
海洋氣候研究方面，大鵬灣具備成為「南中國海西北緣海洋氣候觀測樞紐」的條件。全球主要海洋科研體系，如 NOAA、Copernicus Marine、IMOS、JAMSTEC，均依賴高頻觀測站與跨境數據節點來支撐海洋氣候模型。大鵬灣若能建立跨境觀測網絡並與國際體系互通，可成為全球海洋氣候模型的重要補點。
海洋數據治理方面，大鵬灣具備成為「國際海洋數據節點」的條件。全球海洋科研正從單點研究走向跨境數據共享，EMODnet、IOOS、GOOS 等體系均依賴區域節點支撐全球網絡。香港若能設立「國際海洋數據中心（Mirs Bay Node）」，並與深圳、惠州、汕尾形成跨境數據閉環，可成為亞洲重要站點。
海洋保育方面，大鵬灣具備成為「城市型海洋保育示範區」的條件。若能建立跨境保育制度並與國際體系合作，可成為全球少有的跨境海洋保育示範區。
制度創新方面，大鵬灣具備成為「跨境海洋治理試驗場」的條件。深港惠汕若能建立跨境治理委員會，在保育、能源、裝備測試、旅遊、數據共享等領域進行制度試驗，可形成全球少見的跨境海洋治理模式。
成為國家前沿制度要員
「環大鵬灣區」的核心不在於行政區劃，而在於制度創新。大鵬灣的價值正從區域海域走向國家戰略前沿，而香港的角色也從城市邊陲轉向制度支點。若能在科研、保育、產業、治理與教育等領域形成制度閉環，香港將能在全球海洋治理體系中取得新的制度性位置。這不僅是產業轉型，更是地理想像的轉型：從陸地城市走向海洋城市，從本地視野走向區域視野，從行政邊界走向生態邊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