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穿了，香港的根本問題只有一個，那就是：誰主香港？
50年的「一國兩制」的上半部，兩制大於一國，按照現狀，在第5屆政府的餘下任期裏，即2022年前，情況不會大變。
今天特朗普突然把香港問題攬上身，主要原因相信是他收到情報，中國做好派解放軍或武警在香港平亂的準備，因而認為可以乘機在中美貿易談判上增添一個籌碼。
回歸不去殖民地化，不進行根本改革，不爭取廣大人民的民心，回歸便只是空殼，方便美國什麼時候來予取予求，止暴制亂後挑戰還大！
反政府活動多次出現衝擊一國兩制原則底線的行為，對中國政府進行挑釁。如果中央政府認為香港的局勢已對國家主權和安全構成威脅，而特區政府又不能制止，中央政府決不會坐視不理。
當前的反修例「戰場」不在街頭，而在民心、民意。無法撫順民情，很難平息街頭亂局。但目前所見，政府在民意戰方面並無任何策略。「止暴制亂」不能只靠警察，必須靠市民支持，才能成事。
是回修例小事化大，引起軒然大波，觸碰多方政治底線，動搖社會安定基石，說到底是政治互信極為薄弱之故，唯這方面的修補在社會嚴重撕裂且十分政治化下，卻極為不易。
張曉明指出，中央高度關注當前香港局勢，並從戰略和全局高度作出研判和部署。香港正面臨回歸以來最嚴峻的局面，當前最急逼和壓倒一切的任務，就是止暴制亂，恢復秩序，共同守護我們的家園，阻止香港滑向沉淪的深淵。
抗爭者的「激烈」行為和「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口號被定性為挑戰國家主權和一國兩制、衝擊法治和破壞香港繁榮穩定。這是政權發出將會加強鎮壓抗爭運動的信號。
國務院的新聞發布會，傳達了對香港當前局勢看法的重要訊息，包括對事件的定性、目前的當務之急，以及如何堅持一國兩制。
像6月和7月香港的亂局仍將持續一段時間。在北京，中央政府的戰略是明確的，與2012年11月以來習近平主席時期強調的國家安全重點是一致的。
修訂本身是一項可供中國學習和構建「跨法域現代法律治理」的試金石，但從今天所見，粗枝大葉的修訂卻造成今天的惡果，特首林鄭最終承認修訂工作「全面失敗」，社會還正在為此付出沉重代價。
中國大陸實施的是縱向管制的「人民民主專政」，而英國實施的是橫向制約的西方民主政制。要在香港實施大陸式的政體，顯然是行不通的。
訴諸暴力，可能會使社會上一些原來支持抗爭的力量轉向反對，並且讓治安單位更為強硬，帶來更多壓制。
港澳辦楊光表示，中央政府堅決支持林鄭月娥帶領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堅決支持香港警方嚴正執法；堅決支持特區政府有關部門和司法機構依法懲治犯罪分子；堅決支持愛國愛港人士捍衛香港法治的行動。
假如有份策劃或默許這宗暴行的人士，以為可以藉此協助政府維穩，他們其實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也替國家在國際上添煩添亂。
如果出動解放軍來協助本港警方通過宣布緊急狀態來實施宵禁或恢復公共秩序，那麼香港「一國兩制」的形象將會受到嚴重損害。
香港社會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一國兩制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考驗，陳弘毅認為現在便是最需要求同存異的時候。建制派和非建制派、反修例和支持修例各方，理應聯手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
由建制派發起以反暴力為主題的守護香港活動剛開展，有人便策劃一場恐襲，其實值得中央關注。
暴力無法解決問題，只會助長更多暴力。林鄭呼籲社會各界維護法治，向暴力說不。
內地民間輿論大都認為中央政府應該強硬對待香港，不過中央政府對香港內部的深層次問題應有較準確的了解，看到打擊反對力量的強硬措施只能治標，爭取人心回歸的柔軟政策方能治本。
管治權威失落、政制失效，只會令施政更為短視及舉步維艱，不利於建立香港急需的有為政治。此刻檢討管治危機和思考前路，宜正視時代之變並重返初心。
英國學者雅克指出，香港在回歸後，政治上沿襲了殖民政府的管治架構，缺乏強有力的政治領導；經濟上延續了壟斷型的殖民地經濟，少數財團瓜分了經濟發展成果。
現在面對一個中央政府高度自信、對地方多元較不寬容的年代，香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會日益艱難。相信出路還是要談到「初心」。
悲情只會滋長宿命感，仇視只會助長撕裂，敵對不能帶來信任，缺乏互信就難推動改革。要去再度出發，前提是準確硏判當前局勢及深層矛盾的成因，並能跳出過往的思考框架探索其所以然。
香港一直並將繼續成為美國的強大合作夥伴。我們現時互惠互利的關係，歸功於港美經濟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以及兩地民眾多年來辛勤的工作和培養的善意。
「毫無疑問，過去的幾個月，對香港來說是艱難的日子──錯誤已經造成，衝突發生了！但正是這樣的磨難，才令我感到樂觀。」
七一立法會衝擊事件，是香港從未發生過的政治事件，如果林鄭真的希望有一個新開始，她應該立即用言語和行動來證明，她要明白，衝擊立法會揭開了香港「終局之戰」的序幕，如果她想「好頭好尾」，便必須正確地處理。
中央若嫌行中間政治太過「激進」的話，筆者也不介意找個穩重踏實的人出任特首，索性來個無為而治、與民休息，並且主動約法三章，在未來數年重點與市民修補關係，恢復各方對一國兩制及政府的信心。
香港現時的問題已非只是對《逃犯條例》有分歧那麼簡單；而是出現了憲政危機，導致特區政府的認受性不斷受到挑戰，對單一事件進行獨立調查根本解決不了問題，所以必須重新檢討回歸以來整個一國兩制的定位與立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