獅子山下、東江水流，內地與香港從來都是息息相關、密不可分，過去、現在與未來都如是。
香港的管治，應該是中央代表國家進行管治和香港高度自治相結合，兩者都應該重視。
湯家驊認為，要延續現有制度和生活方式，一國兩制只許成功，不許失敗。所有人不分政治取向，也應為成功全面落實一國兩制而努力。
有理論認為，有效管治可以給不是由選舉產生的政府賦予認受性。不過，要讓有效管治轉化為人民對政府的認受，必須具備若干條件。香港欠缺這些條件。
「一國兩制是一個全新的國家治理模式，因此很多深層次矛盾要在實施過程中才能表現出來，這些矛盾，無論中央或香港，都是第一次經歷。」
雖然國際和香港社會問題十分複雜，但在此隨時一觸即發的社會危機下，筆者寧願在這裏首先討論：特區政府應盡快在管治上掌握什麼重點，以平穩局面，逐步休養生息。一句說話：還原基本步。
饒戈平教授說，如果要在香港全面貫徹一國兩制，就必須處理好「一國」與「兩制」；「中央」、「內地」與「香港」的關係。
饒戈平新作《與時偕行──一國兩制與基本法在香港的實踐》取自《周易•益•彖》中的「凡益之道，與時偕行」之語，寓意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的成功實踐及人們的理解認識，都處在不斷發展深化的過程，需要不斷提升。
「6月起義」令香港人社會責任感進一步覺醒，政治成熟，這次全不提港獨、不講「自決」，不事虛幻，只要生存，不為政制民主改革、更無關23條，只捍衛最低的底線。
「台灣必行一國兩制」，這個論斷以「九二共識」為基礎，以排除「台獨」為前提。即是說，在「一中」共識和摒棄「台獨」的情形下，無論現在、或可預見的未來，台灣必定實行「一國兩制」。
通過修訂《逃犯條例》以制止內地資金非法外移的同時，盡快和盡可能追回境外贓款的動因，不難理解。但即便如此，出於什麼考慮也好，這種《逃犯條例》的修訂，動搖了一國兩制之本以及摧毀了香港賴以繁榮的基石。
排除中國的條款是中央政府認可的「刻意安排」，絕非「漏洞」。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林鄭有責任交代《逃犯條例》不適用於中國的安排的來龍去脈，而不是輕率高傲地斥之為「廢話」。
許多香港人對內地的司法制度缺乏信心，他們根本不相信引渡回內地的人會得到公正的審判。無論政府多少次向公眾保證被引渡者的人權將得到保護，這種缺乏信任的情況也不會改變。
修訂《逃犯條例》將嚴重破壞香港一國兩制優勢，對內地和香港做成長遠、無法挽回的傷害，進一步擴大內地和香港的制度以及與國際社會的衝突，絕對不能倉促行事。
程翔認為，習近平上任多年，除了逐步破壞一國兩制的政治基礎外，還將香港的機制拆除，使一國兩制受到嚴重的衝擊。
每處地方各有自己的「紅線」，例如英國明文禁止公開發表煽動種族和宗教仇恨的言論，而香港亦有法例針對發布惡意言論損害其他人的聲譽，反映言論自由並非絕對，而是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約。
在部分建制派放軟手腳，甚至說三道四的情況下，中聯辦終於開腔支持修訂。看在不少港人眼裏，特區政府高度自治的威信是減少而不是增加了。
今天特區政府提出的《逃犯條例》修訂，對於內地法院提出移交請求，即先由行政長官發出證明書以啟動移交程序，再由香港法院依賴內地提供的表面證供作移交決定。這無疑是將內地的司法權力引入香港。
在現實生活當中，在電光火石一剎那之間需要應對一個出其不意的難題，沒有時間或準備去化解，只有憑藉近乎直覺的反應，憑經驗作出應對。其間首先要理解真正問題所在，否則如何能夠提供聚焦及精準的化解方案？
張思平認為，在經濟內地化的同時，香港也逐步向內地的體制和政策靠攏，甚至在政治領域，可能以消除「港獨」為理由，對基本法確定的中央和香港的特殊政治體制和政治安排做出一些重大調整。
有人提出所謂「港人港審」方案──若有港人在內地犯案，香港不作移交，而由香港法院審理該宗在內地發生的案件。這說法十分危險，不單違反司法領域的概念，而且不符合「一國兩制」原則，不能接受。
香港市民對維護國家安全的基本國民責任並不重視，有其歷史因素，需要時間化解。相信這個矛盾終有緩解，社會的尖銳對抗也將降溫。
把波動和粒子這兩個對立的概念同時置入微觀世界，能夠成功解決當時存在的研究困難，主要是應用了「較為有利」的選用原則。與一國兩制構思最初被提出時的情況何其相似？
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作為國際城市，服務中國和全世界，香港不應談政治，但不是所有的政治。
香港的優勢在於擁有獨立公正、與國際社會接軌的司法系統，而要做到這點一定要繼續堅持「一國兩制」，這亦是本港與大灣區內其他城市最根本的分別。
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在國際化的層面，學香港，或以香港作為主導、帶領，結果會是弄巧反拙。
今次《移交逃犯條例》修例，市民看到政府順應商意，不理民情。這個政府一手造成的矛盾，在立法過程中會繼續撕裂社會，激發街頭抗議。這個情況不利香港管治，也打擊國家鼓勵港人愛國愛港的政策。
美國是否通過定期發布評估香港高度自治的國務院和國會報告來干涉香港事務？如果香港對美國一無所求，美國的確在干涉香港事務。
特區政府官員呼籲香港融入國家發展的同時，不要忘記兩地在法治上的差異。港式法治是香港可以在國際社會發揮作用、貢獻國家的優勢之一。
「一中多制」同時着重「一中」與「多制」兩個面向，不光只是強調在大陸和台灣兩個主權性政治實體之上建一個「邦聯」或「大屋頂」，而是同時肯定兩岸四地的多樣化政制實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