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香港回歸中國後，中央對香港可以行使生殺大權，根本毋庸置疑。說得極端一點，明天中央廢除《基本法》，取消一國兩制，也是中國行使其內部事務的權力，全世界都無權干預。
特首民望的躍升不單源於市民對特區表現的認同，更多少透視他們對新政府正在凝聚的信任。
時下關於大灣區的討論，大多數均屬客客氣氣，態度友善，盡量不要太過具體。但作為一個區域發展大計，只是很表面地談談互補優勢，其實不足以推動很實在的新嘗試。
中國工程院院士陳清泉教授指出，目前內地、台灣、韓國和新加坡都把科技視為支柱產業之一，有明確的科技計劃，反觀香港的經濟過分依賴地產和股票，是不健康的發展。
「一國兩制」容許香港在對外經貿關係上有獨立身份。除了與不少國家簽署雙邊貿易協議外，香港更是世界貿易組織的獨立成員，與美國、中國等其他成員享有同等權利。
反政府遊行的低參與率可能意味着人們已經死心，不再相信他們的聲音能改變什麼。當人們在實現政治變革方面失去希望時，他們的放棄並不是政府的勝利。
粵港澳大灣區中香港的角色，需要執行國家交付的任務，任何香港特區政府需要付諸實行的政策、任何機構設置以至財政撥款，最終還需要立法會通過，最後還需要在香港原有機制中運行。
終審法院法官的任命須徵得立法會同意，但為了維護司法獨立，立法會對司法人員的任命一直甘願做橡皮圖章。上月任命的兩名外籍法官對同性婚姻的立場，引起部分立法會議員的關注。
改革開放這40年來，大陸真正走出過往混亂、意識形態為主的政治，慢慢走向理性的主義。「作為研究中國現代化的人，看着這個長期發展，基本上是安慰的。」金耀基說。
我深信每一位行政長官都面對過相類似啞子吃黃連的情況，未能說服中央給予適當空間，精準反映民意，注定被渲染為採取「好女兩頭瞞」的策略。
以香港現時的政治現狀，修訂當代事件在教科書的篇幅、評價、界定、用字，風波皆免不了，這也可視為一國兩制發展的探索過程。
面對中美矛盾國際化，香港應持續致力成為中國與世界連接的國際大都會。香港更應成立一帶一路國家與中國內地合作的中介與平台，既可增強國際化作用，也使美國等難以忽視和針對。
撇除確保一國兩制不走樣的國策，香港的言論自由有非常重要的實際價值。
若從拓撲學的角度看來，雖則觀感上有所不同，但實際本質和內容並無絲毫不同。
在西九實施一地兩檢是最合理安排的前提下，無可避免地有需要在西九設立內地口岸區，去讓內地人員執行職務。
全球化是一股客觀的不可控制的經社政力量，英美及歐洲的「民粹主義」是回應全球化的過程而產生，民粹主義可說是本土主義的一種。不過，外國的本土主義和香港的本土主義土壤及生態都不相同。
國家主席習近平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方針，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總理李克強把粵港澳大灣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要堅持一國兩制。港人來內地工作和居住，會獲國民待遇。
要確保一國兩制成為國策，最佳方法是把它寫入憲法，在憲制文件內加以確認。
本文旨在提出修憲建議的個別內容在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三分之二多數通過成為《201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的有效內容後，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解釋與執行的影響。
年初二官員為香港求籤，籤文暗諷一地兩檢動搖香港根基，令香港失去國際信用。香港的國際義務，必須在香港每一寸土地實施。很遺憾，「管轄式一地兩檢」將令香港不能履行國際義務。
熟習普通法的法律工作者會視法律解釋權是屬於法官的天職，不容其他人僭越。
劉兆佳講述自回歸以來中央對港政策的變化，從「不干預」到「不干預及有所作為」，再到「善有作為」，進而論述中央政策轉變對香港的影響。
水貨客困擾上水居民，港人稱內地遊客為「蝗蟲」；到中央高調批評香港出現「港獨」，內地網民自發響應，有從理論高度的聲討，有出於民族感情的開罵，更多的是訴諸感觀的辱罵⋯⋯香港的「內交」不能只對上不對下。
在目前香港政治形勢底下，怎樣能有效率地在本地框架內走一轉呢？
香港人必須明白，中共是怎樣看待自己手上的權力的。
香港將如何走出目前所處危險的法律旋渦？沒有人知道，但我們必須面對現實。
與其向精英亮劍，林鄭不如盡特首的責任，替港人解憂？
內地人員在嚴格的限制下，在香港指定的地區內對指定的對象執行內地法律，沒有基本法的條文為依據，但也沒有違反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政策。
從中國的角度來看，回歸是指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意即中國只是有一段時間因為種種原因散失了主權，但這個主權從未斷絕，一直存在。
如果可以像開放改革初期實事求昰看中國自己、香港與世界千百年的人文全景，說不定可以在最高層次校正座標方位、輕輕撥亂反正，借助中港大同大異的互用互補取得共識共贏，世界也可能蒙其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