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志」和「事」只涉及「一國」與中央對港的全面管治權，林鄭獲讚許完全實至名歸。
一國兩制要取信於國際社會，就要靠這兩條邊界得到有效守護，一旦香港特區政府對這兩條邊界守護不力，致使形同虛設甚至受到破壞，則國際社會將不會再相信香港在一國兩制安排下的所謂高度自治。
一國兩制下一國先行，我們不可以討論和通過運動來爭取、保護我們的制度，這就是釋法所造成的問題。作為這個社會的一分子，作為律師，這是我看到對法治最大的威脅。
香港規劃落後最突出的表現，是2030+不知所謂的遠景規劃。相對而言，深圳河以北的珠三角各市卻是認真調研參考與規劃。香港為什麼不可以與深圳同城化？
今天是澳門12·3事件周年紀念日。事件起源於學校擴建導致警民衝突，繼而演變成全澳戒嚴，最終令澳葡政府失去管治威信。當年鮮有老師在課堂討論事件，因為那些年大多數學校都是有政治潔癖的。
我相信市民有興趣知道，林鄭特首在今次APEC峰會，可曾利用這個場合，增加國際社會，特別是美國對香港在一國兩制下保持高度自治的信心？
習近平對港澳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訪問團說，在新時代國家改革開放進程中，港澳仍然具有特殊地位和獨特優勢，仍然可以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
香港要達成習主席的希望，除了「自覺維護國家安全」外，也要保持原有的國際特色。這自然包括保持國際聯繫、遵守國際社會主要成員奉行的行為準則及文明標準。
兩制各有優劣，改善的方法只能是兩制各自的制度創新，不是否定任何一制。兩制差別更可提供制度對沖，各自在兩制之間擇吉避凶。
為了追求卓越，香港需要不斷加強各類服務，包括公營、私營、商業、文化或非牟利服務的水準，因為這正是中國社會經濟下一階段發展所需要的。
灼見名家四周年論壇邀得朱雲漢教授演講「逆全球化與國際新秩序」，另邀得曾鈺成、黃元山、馮程淑儀三位政經界人士討論「香港新挑戰」。
香港政策研究所副主席曾鈺成表示，2007年可能是香港人對一國兩制最有信心的一年，政府對管治亦很有效，但近十年所有情況逆轉了，往後的十年才真正遇到挑戰。
張建宗認為，香港得天獨厚，只有730萬人口，卻有四間大學打入全球百大學府殿堂，是不容易的，加上有好的治安、體制，是香港成功的地方。
一國兩制下，香港經濟自主，倘若股市全由紅籌主導，無異變相內地的離岸市場，既有失本來設計與發展原意，亦不能更好地支持國家多元發展，長遠而言實非國家之福、香港之福，社會及業界值得深刻思考。
筆者認為河套區是香港開發智慧城市的首選試點，並藉此建議區内可選智慧飛航、智慧物聯及智慧交易作為重點起動項目。
香港能否在一國兩制下為國家作出貢獻，不能只靠與內地融合，還要繼續取得國際社會的信任。否則，有關國家可能會在具體事務上，例如金融、貿易、技術轉移、關稅等，視香港與內地為一體，修改或取消對香港的特殊待遇。
談到本年度的熱話──中美貿易戰，唐偉康表示，從美國的角度而言，中國經濟變得愈來愈重要及有影響力。
為了讓港人在內地口岸區誤墮法網時求助有門，我曾建議政府與內地商討，在內地口岸區成立一個港區辦事處，以便有需要時協助涉事港人，包括與內地執法人員商討，可否把不涉及國家安全的事件，轉交香港警方處理。
要令部分年輕人不要去思港獨，唯一的方法是讓他們至少恢復對特區政府維護港人身份及香港核心價值的信心。
常言「魔鬼在細節」。既然23條立法無可避免，與其爭拗幾時做，不如盡快就相關法例如何影響港人現時的自由及權利，包括新增的執法權力和罰則等，來個社會大辯論，以期達致大多數港人認為合理合情的條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徐澤先生表示，只要我們堅持一國兩制方針，牢牢抓住國家新一輪改革開放的歷史契機，發揮好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積極主動參與大灣區建設，香港就一定能夠取得更大發展。
林鄭月娥可能出任中央級的機構副組長，可以直接向領導小組提交文件和建議會議議程，也可以透過港澳辦提交，某種程度是確立了中央級機構與香港特區政府在行政架構上的上下級關係。
台獨運動雖然綿延甚長，但真正以台灣人為主體的獨立運動實溯源於2.28事件。民進黨執政期間，慢慢邁向「法理的獨立」，但始終受到北京的阻撓。
其實，香港回歸中國後，中央對香港可以行使生殺大權，根本毋庸置疑。說得極端一點，明天中央廢除《基本法》，取消一國兩制，也是中國行使其內部事務的權力，全世界都無權干預。
特首民望的躍升不單源於市民對特區表現的認同，更多少透視他們對新政府正在凝聚的信任。
時下關於大灣區的討論，大多數均屬客客氣氣，態度友善，盡量不要太過具體。但作為一個區域發展大計，只是很表面地談談互補優勢，其實不足以推動很實在的新嘗試。
中國工程院院士陳清泉教授指出，目前內地、台灣、韓國和新加坡都把科技視為支柱產業之一，有明確的科技計劃，反觀香港的經濟過分依賴地產和股票，是不健康的發展。
「一國兩制」容許香港在對外經貿關係上有獨立身份。除了與不少國家簽署雙邊貿易協議外，香港更是世界貿易組織的獨立成員，與美國、中國等其他成員享有同等權利。
反政府遊行的低參與率可能意味着人們已經死心，不再相信他們的聲音能改變什麼。當人們在實現政治變革方面失去希望時，他們的放棄並不是政府的勝利。
粵港澳大灣區中香港的角色，需要執行國家交付的任務，任何香港特區政府需要付諸實行的政策、任何機構設置以至財政撥款，最終還需要立法會通過，最後還需要在香港原有機制中運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