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形、不走樣，就要如習近平和其他中央官員曾多次強調，嚴格依照基本法辦事，不能隨意發揮，無中生有。
林鄭月娥希望新政府能做到積極有為、有危機感，不能蹉跎歲月，更要急起直追。她指出，去年在灼見名家論壇提到對GDP增長的不甘心，她坦言這種「不甘心，不捨得，不放棄」讓她決定參選特首。
在一國兩制下，政治未有融合，這方面仍然分開，但香港沒有準備，結果一個個危機來襲，只是一味想救火，做不了未來規劃。
這並非中央對港政策改變了，政策本來就是如此，不然的話，花這麼大力勁恢復行使主權為了什麼？
當然每個國家都需要維護主權，但中央的體制往往有一些很具體的目標要達到，以追求一系列國家民族式、宏圖偉略式、富強式和復興式的目標。
特區政府利用深圳灣口岸為例，只能表述相類的手段，但兩事在原則上是有分別的。
為什麼董和梁選擇在一月發表施政報告，而曾和林卻要在十月發表？
一國兩制的危機不是今天有、明天便失去的問題，而是情況慢慢變形、走樣。在這過程中，國際社會的關注和批評，其實是件好事，值得特區政府警惕。中央官員不是經常提醒港人要有國際視野嗎？
在香港中學文憑試中能獲得多個5**自是可造之材，引導他到內地攻讀歷史是否最佳引導值得商榷。
在很多人的心目之中，只要香港保持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則既可防止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干預、入侵，又可透過促進內地經濟發展，而慢慢將可怕的中共改變過來。
我的疑問是：掛在大學校園的港獨橫額移去了，但學生要寫關於港獨的學術論文，到底是可以還是不可以？是學術自由的範疇，還是沒有討論空間的禁區？
講公眾利益，把一宗涉及多名政治人物及學生領袖的案件好像無了期地拖延下去，就像在造成社會撕裂的傷口上不斷灑鹽，對於沒有政治傾向，只想社會少些爭拗的大多數港人都會覺得煩厭。
何明修：「台灣人普遍認為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行是失敗的，香港民主未來是悲觀，兼且反對在台灣實行一國兩制。」
毛澤東說世界是年輕人的、打大學生沒好下場，教育就是「拔尖補底」，不善用年輕人的長處、社會國家民族不會有前途。
在面對政治環境改變、周邊地區關係轉變，以這種「不變」的思維來面對改變，顯然是不足夠的。
距離2047尚有30年，不少港人心中都有一個問題：未來回歸的路如何走？
港人看到一些情緒化的審詞而產生的政治性聯想，純講法律，是沒有根據，但講感覺，卻不是杞人憂天式的幻想。
若把一國兩制看作是敵我對立，那是冷戰思維，盲目的意識形態。
令港人迷茫的，是兩者之間的鴻溝十分清楚，解決的方法卻沒人知曉。
應依照管治新風格說的廣開言路，然後與民共議，找出解決辦法，而不是以務實為萬能藉口，叫港人毋須擔心。
五年一任的特區政府，身處一國兩制之下，面對固化的教育體制，如何領航這片重中之重的教育施政？
在高鐵內地口岸區有可能被拘捕的是什麼人？我沒有答案，因為被內地列為「不受歡迎人物」的，類別可能很多。
今時今日，在人類社群的地球上，那裏沒有政治？如果沒有之前提及的政治條件，政治的確可以不存在。
我認為「一地兩檢」的理想妥協方案是，容許內地官員在「內地口岸區」對港人行使不超出CIQ的權力。
1985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一刻，我們這一代人是可以離開的。但為何不走？是否對前途樂觀？不是。
務實做法是特區官員要做好解說工作，針對市民擔憂疑慮的地方，由特區政府出面與內地商議令港人安心的方案。
一國兩制研究還不夠強、不夠大。我們要吸納更多年輕的高端理論研究專才，香港和內地在這一方面都有責任。
反對勢力之要狠打蔡若蓮，並非與她有什麼個人恩怨，而是要打國民教育，打特區的政策制訂權。
民主自決是一種權利，1997年，為什麼香港人不能自決自己的命運呢？
我選了100篇在本欄發表過的論政文章，輯成《矛盾二集》，趁今年書展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