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各個部門、內地各地方政府不應也不會干預按照《基本法》是屬於香港的內部事務。
李波事件可能是中央以外的部門做了些事，沒想過會有這麼大迴響，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會動搖得這麼要緊。
一國兩制是維繫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和維護中國利益的最佳和最有效的辦法，日後只能說改良，而不是放棄。
在社會陷於政治化的環境下，我們盡量利用我們的多項優勢克服難關，開始逐步收復失地。
香港社會提供的工種單一，年輕人可以選擇的工作都以服務業為主，前景亦不算很好。
現在中國已經成為一個資本充裕的國家，國內到處是資金，中國還會像過去一樣需要香港嗎？
隨着一國兩制實行多年，管治人才的問題似乎是越來越嚴重。人才的錯配、缺乏，是現時的種種管治困難的成因之一。為何人才總是出不了來？
承上文〈專訪田北俊：政府應檢討對建制派的期望〉，田議員跟我們重新詮釋上周四（18/6）33名建制派議員集體離場後的心路歷程，本文他會繼續談香港於後政改時代的前路。
在上一篇專訪文章，馮檢基議員詳細地講述了他對政改的看法，在第二部分，我們由政改出發，探討數個香港政局較為宏觀的面向，其中，在英美影響、政府組班等，馮檢基都有自己的一套看法。
新生代的出現，傾倒了天平，令兩岸老人們束手無措，連連犯錯。北京方面，認爲新生代反對白色恐怖，是台獨；講人權，是台獨；推崇鄉土文學，講台灣人民，自詡黨外人士，更是台獨。這種港人現在也熟悉的亂扣帽子的做法，蔓延整個七十年代，至今陰魂未散，還有傳染的態勢。
香港政改，究竟是攻城還是攻心，有當年的水平嗎？高層有沒有被誤導？這是要：「所有政黨跟所有社會各界……大家認真思考。」（習近平近日語）説到底，關鍵是政策和吏治：怎樣的政策和班底才有向心力，能得人心？這是第二個戰略轉變的核心問題，其過程同樣痛苦，涉及面很廣，但也突顯香港的特殊作用，包括當年港澳工委領導出人意表的表現。
有經濟學家曾指出，八十年代香港的GDP佔中國的兩成半，今日卻只是約3%，顯示香港的重要性下降，有機會被中央「撇賬」，傅高義如何看？「我不認為這有可能，香港卻始終是個重要的區域重鎮，與世界有特別的連繫，有比中國好的法律制度、大量跨國企業和國企願意投資在這裏，因此，說香港會被放棄是荒謬的。」
香港有兩樣東西可以做，第一就是輸入人口，這主要來自中國大陸；第二就是提高生產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