撇除確保一國兩制不走樣的國策，香港的言論自由有非常重要的實際價值。
若從拓撲學的角度看來，雖則觀感上有所不同，但實際本質和內容並無絲毫不同。
筆者支持在西九龍實施一地兩檢安排和設立內地口岸區，但一地兩檢條例必須在堅實的法律基礎上審議、修訂和通過。
只要將《香港特別行政區內地口岸區管理法》納入《基本法》，一地兩檢條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便有堅實的法律基礎，而且這方法快捷、簡單又妥當。
本文旨在提出修憲建議的個別內容在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三分之二多數通過成為《201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的有效內容後，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解釋與執行的影響。
政府上年度財政盈餘暴增至1,380億元，但政府就是不肯派錢，因為不能接受財富再分配的理念。
政府在2017至18年度的財政收入，預期錄得的1,000多億元盈餘。但《基本法》規定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政府開支不得高於預算的政府收入。額外的盈餘不能變成額外的政府開支，所以政府有錢難用。
熟習普通法的法律工作者會視法律解釋權是屬於法官的天職，不容其他人僭越。
案例是普通法中的重要一環，法官審畢案件之後，通常都會以文字紀錄他審理案件所應用的法律依據及解釋有關法理。
劉兆佳講述自回歸以來中央對港政策的變化，從「不干預」到「不干預及有所作為」，再到「善有作為」，進而論述中央政策轉變對香港的影響。
水貨客困擾上水居民，港人稱內地遊客為「蝗蟲」；到中央高調批評香港出現「港獨」，內地網民自發響應，有從理論高度的聲討，有出於民族感情的開罵，更多的是訴諸感觀的辱罵⋯⋯香港的「內交」不能只對上不對下。
為了原則的理由，進一步令香港年輕人離心離德，在政治上是否值得？
《基本法》頒布20多年來，中國和香港在經濟、社會和政治上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基本法》的條文不足以應付這些變化帶來的所有問題，這逼使人們把是否要修改基本法的問題放到議事日程上。
李柱銘說：「你要是問我香港的學校該如何教學生《基本法》，我真的不知道要怎樣教。因為如果你讀過《基本法》原文，知道《基本法》背後的歷史，你們就知道，《基本法》與內地官所說「基本法」，根本是兩回事。」
在可預見的情況下，基本法的條文都能照顧到香港的獨特需求。但是科技的進步會引進不少新挑戰，超越草擬基本法時所能想像到的情況。
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擁有永久性居留權的非中國籍居民在各領域貢獻良多，所以容許某些非港人參選立法會議員，以及終審法院可委任其他實施普通法地區的非港人為終審法院法官。
對絕大部分在香港的人來說——或者其實是對在任何地方的人來說——法治是重要的。任何對法治的無理批評絕不會對社會帶來任何好處。
早前30多位師生參加了由北京清華大學舉辦的文化與國情専題研修課程。除了講座、體驗式的學習外，更與清華大學的學生交流，是寶貴的學習體驗。
香港將如何走出目前所處危險的法律旋渦？沒有人知道，但我們必須面對現實。
13的平方，加上43的平方，得出數字2018。13有快樂成分，43有幸運成分，今年2018年可說是「快樂平方加幸運平方」。
內地人員在嚴格的限制下，在香港指定的地區內對指定的對象執行內地法律，沒有基本法的條文為依據，但也沒有違反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政策。
從中國的角度來看，回歸是指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意即中國只是有一段時間因為種種原因散失了主權，但這個主權從未斷絕，一直存在。
其實香港特區成立的那一瞬間，幾個月前國務院通過的決議迅即生效，在三處更改了香港的版圖，拿走了幾十個維園面積的土地，但別處也補回幾十個。天沒有塌下來。
香港人一向對國家安全、民族意識的觀念薄弱。 面對如此嚴峻的情況下如果繼續放手不管，問題會愈來愈嚴重。
如果可以像開放改革初期實事求昰看中國自己、香港與世界千百年的人文全景，說不定可以在最高層次校正座標方位、輕輕撥亂反正，借助中港大同大異的互用互補取得共識共贏，世界也可能蒙其利。
這種操作方式是標準由上而下的思維，並沒有提供社會認真討論《基本法》的誘因及動力。
不用《基本法》，用甚麼法律依據可以讓香港特區立法，訂明法律上香港某處不視為特區的一部份，特區不管轄它，而同時內地機關可派遣內地人員到該處執勤，並依內地法律行使管轄？
香港與內地建立命運共同體的關鍵是香港與內地權責相合。香港憑什麼對內地只取不予呢？
港深兩地倘要分別檢查出入境旅客，將令造價840億元的港深廣高鐵變成「大白象工程」。
《基本法》有很多細節及原意，必須清楚認識，否則到有需要應用時，便沒有清晰的背景資料去作出有意義的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