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一向對國家安全、民族意識的觀念薄弱。 面對如此嚴峻的情況下如果繼續放手不管，問題會愈來愈嚴重。
如果可以像開放改革初期實事求昰看中國自己、香港與世界千百年的人文全景，說不定可以在最高層次校正座標方位、輕輕撥亂反正，借助中港大同大異的互用互補取得共識共贏，世界也可能蒙其利。
這種操作方式是標準由上而下的思維，並沒有提供社會認真討論《基本法》的誘因及動力。
不用《基本法》，用甚麼法律依據可以讓香港特區立法，訂明法律上香港某處不視為特區的一部份，特區不管轄它，而同時內地機關可派遣內地人員到該處執勤，並依內地法律行使管轄？
香港與內地建立命運共同體的關鍵是香港與內地權責相合。香港憑什麼對內地只取不予呢？
港深兩地倘要分別檢查出入境旅客，將令造價840億元的港深廣高鐵變成「大白象工程」。
《基本法》有很多細節及原意，必須清楚認識，否則到有需要應用時，便沒有清晰的背景資料去作出有意義的討論。
中央官員在全港學校直播講話，推廣《基本法》第23條。一旦23條立法後，對香港人有什麼影響？
回顧過去十多年來23條未能立法的歷史，是想指出，有關責任完全是在政府身上。
白皮書反映了中央對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滿意、不放心。
基本法有些條文，明顯跟憲法裏的有關規定互不相容。
要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形、不走樣，就要如習近平和其他中央官員曾多次強調，嚴格依照基本法辦事，不能隨意發揮，無中生有。
一直以來，中共或者中央政府都是單向地對香港宣布方針政策，以及對恪守一國兩制原則的承諾，直到香港出現很多不滿與怨憤。
簡言之，兼聽則明。政府要衡量的，是堅守預設立場為重，還是兼顧民生爲重。
對於新政府的管治班子，社會有聲音指新班子組班出現困難。
我不相信政府的消費有甚麼乘數效應，用一元後可取回一元的效益便已算是萬幸。以2016年的數據為例，政府的消費佔GDP的比重是9.96％，以國際標準而言，不算高。問題是政府投資的部分是否恰當？
特區政府利用深圳灣口岸為例，只能表述相類的手段，但兩事在原則上是有分別的。
在很多人的心目之中，只要香港保持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則既可防止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干預、入侵，又可透過促進內地經濟發展，而慢慢將可怕的中共改變過來。
香港建成有國際公信力的法治制度用了多年時間，要令香港的法治和司法獨立變形或逐步萎縮，卻只要中央或特區政府做多幾個政治動作。
立法會在這方面的「墮落」，始於多年前以圖劫持及癱瘓政府的「拉布」行動以達致政治目的，但多年來都無法達致這個不切實際的目的。
在面對政治環境改變、周邊地區關係轉變，以這種「不變」的思維來面對改變，顯然是不足夠的。
距離2047尚有30年，不少港人心中都有一個問題：未來回歸的路如何走？
港人看到一些情緒化的審詞而產生的政治性聯想，純講法律，是沒有根據，但講感覺，卻不是杞人憂天式的幻想。
集中所有能力，去衡量在面對的實情下的最佳解決辦法。這就是我們現今面對的狀況。
財政政策是一門高深學問，以林鄭和任志剛的料子，根本難以明白箇中奧妙。
許多國家都有立法規定使用國歌的場合和方式，以及在奏唱國歌時在場人士的行為舉止。
這次高鐵一地兩檢方案的推銷手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為何政府推行政策時必須全面準備主動出擊。
應依照管治新風格說的廣開言路，然後與民共議，找出解決辦法，而不是以務實為萬能藉口，叫港人毋須擔心。
《基本法》確定權力分立所以在香港政制中，沒有出現權力傾斜任何一方情況，但沒有用上三權分立的字眼。
曾俊華沒有守財或慳錢，只是用錢可能不夠多，更是把不少錢用錯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