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訂《逃犯條例》將嚴重破壞香港一國兩制優勢，對內地和香港做成長遠、無法挽回的傷害，進一步擴大內地和香港的制度以及與國際社會的衝突，絕對不能倉促行事。
泛民屢次恐嚇，若修訂通過美國便會撤銷《香港政策法》、取消香港的單獨關稅區地位，香港將失去一直享有的國際地位云云。我認為這些說法危言聳聽，皆因香港一路走來，國際關係網十分牢固，在國際舞台上佔有一席。
每處地方各有自己的「紅線」，例如英國明文禁止公開發表煽動種族和宗教仇恨的言論，而香港亦有法例針對發布惡意言論損害其他人的聲譽，反映言論自由並非絕對，而是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約。
香港由一個小漁村走向國際大都會，新界原居民做了最核心的貢獻，為什麽大家都看不到？新界的歷史是由愛鄉愛土開始書寫，留下愛國愛家血跡斑斑的一頁。
香港應何時進行23條立法？有傳聞說中央政府完全放心由林鄭決定；但也有說中央政府認為立法不能再拖，甚至要求在本屆政府任內完成。
立法會議員犯了罪被判監禁，不會馬上失去議席。但在監禁期間，議員是否可以履行職務，包括出席會議呢？
憲法到底在香港是否實施，怎麼實施，至今未見有一套權威的、嚴謹的、完整的說法。
財多好辦事，在社會政策上大手筆投入、不斷動用公帑「購買」社會和諧，卻迴避老大難的問題，已經成為本屆政府的一項「特色」！
社會中的各路利益團體或政客，只要緊盯着政府，向她施壓，便可予取予攜得其所哉，政府掌控的資源愈多，愈是肥肉一塊，真正付出代價的，是納稅人不是政府，後者並無強烈的反抗意志。
以現有的「一次性個案」方法先解決問題，對兇案死者的家屬是最大幫忙。現在因移交逃犯的爭議鋪天蓋地，反而令人忘記了案中家屬的悲痛，很明顯是輕重不分。
丁屋政策不是法律，是原居民固有的合法傳統權益，新界原居民的土地本來就是祖傳的。
在以往的會面中，主要是談特區參與國家發展的李克強，今次特別提到香港作為「單獨關稅區」，比較罕見，顯然意有所指。
假如「志」和「事」只涉及「一國」與中央對港的全面管治權，林鄭獲讚許完全實至名歸。
國歌法要通過本地立法在香港實施。在今天的政治氛圍下，要在準確實施全國性法律和顧及內地與香港差異之間取得平衡，比回歸初期實施國旗法和國徽法時困難得多。
一國兩制下一國先行，我們不可以討論和通過運動來爭取、保護我們的制度，這就是釋法所造成的問題。作為這個社會的一分子，作為律師，這是我看到對法治最大的威脅。
「今古北邙山下路，黃塵老盡英雄。」噩耗傳來，迺強兄因病逝世。自大學始，相識四十八載，同出學苑一脈。八十年代聚於匯點，坐而論道、指點江山，還有幾人？
在香港，沒有任何機構可限制市民選擇工作和僱主的權利。
為了迫使中國讓步，美國必會用盡各種方法，打「香港牌」是其中一招，但美國的矛頭對準的始終是中國大陸而不是香港。
為了追求卓越，香港需要不斷加強各類服務，包括公營、私營、商業、文化或非牟利服務的水準，因為這正是中國社會經濟下一階段發展所需要的。
常言「魔鬼在細節」。既然23條立法無可避免，與其爭拗幾時做，不如盡快就相關法例如何影響港人現時的自由及權利，包括新增的執法權力和罰則等，來個社會大辯論，以期達致大多數港人認為合理合情的條文。
特首林鄭月娥為10月發表的施政報告，在社交網站舉行首次直播諮詢。面對不少網民就每日150個單程證的提問，林鄭一口拒絕考慮，我想就她提出的三點理由，逐一討論。
其實，香港回歸中國後，中央對香港可以行使生殺大權，根本毋庸置疑。說得極端一點，明天中央廢除《基本法》，取消一國兩制，也是中國行使其內部事務的權力，全世界都無權干預。
香港在各個生活領域都達到優異的標準，且被視作理所當然，然而身負治理香港責任的官員，表現卻一直未達標。
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是否「馬照跑、舞照跳」便算數？當然不是，港人最關心的，恐怕是對私人財產物業的三權保證、和法治下享有的既有自由。
終審法院法官的任命須徵得立法會同意，但為了維護司法獨立，立法會對司法人員的任命一直甘願做橡皮圖章。上月任命的兩名外籍法官對同性婚姻的立場，引起部分立法會議員的關注。
若回顧1979年之前北京對香港及港人的憤怒譴責，我們可以看到今天國家領導人是怎樣容忍一個如此「自治」的香港。
當年要是真的那樣立法，我們感到言論自由便很有問題，洩露國家機密的界說也觸目驚心，讓人不知所措，那是與媒體工作有切身關係的問題，所以林先生不止在文字上提出質疑，他和我還是唯一一次跑上街頭表態反對。
英國人決定撤走，我們唯有接受現實，希望延續近乎英治時期的行政制度和管治。
由於兩地體制不同，司法制度更有明顯差異，港人到內地或內地人到香港法院旁聽，很自然都會特別留意當地法庭的清規戒律，入境問禁，不會隨便「亂說亂動」。
組成香港法治的核心元素，例如司法獨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奉行普通法、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等，都在《基本法》內列明。因此，推廣《基本法》當然有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