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新高層為遏止一直為人詬病的國營企業（尤其是央企）的腐敗問題，於春節一過，即對中央核工業集團公司等26家央企作專項巡視……
這輪冒起的智庫熱浪的確令不少市民感到疑惑。究竟智庫是什麼東西？為什麼本地的政治人物頻頻成立智庫呢？智庫的真正功能是什麼？
溫氏傳承胡耀邦的務實精神，曾呼籲公務員「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精心把改革和建設的每一件事情做好，及時為群眾排憂解難。」
中國憲政是否成功取決於「關鍵少數人」。例如，如果執政黨的精英不能踐行法治，如何可能要13億老百姓來服從法律？執政黨最近提出的「四個全面」，其中兩個「全面」就是全面建設法治社會，全面治黨。可以預見，把法治和治黨結合起來，應當是中國憲政之路的突破口。
面對這個嚴峻形勢，我認為泛民的主要政黨，例如民主黨、公民黨、工黨應該打破固有的選舉思維，他們要認真思考：為什麼泛民政黨不可以把下次立法會選舉打造為一個決定未來政府施政的（變相）大選或普選？
國民黨到底是要唾面自乾、或與「紅得發紫」之洪秀柱共存亡？不到十日便可見真章……
希臘在全無討價還價的條件下，仍想借公投向債權人施壓，實是一項十分危險的做法。齊普拉斯這樣做，是為了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卻沒有考慮到希臘人民的長遠利益。希臘人的命運已無可避免會受今次公投的實際後果影響，只是事情的發展卻可能有違希臘人的意願，這算是命運自決嗎？
這個大概說明，在這個時候，當然也難怪世界已經拉不動中國，因為中國規模太大了，只有她反過來拉動世界。靠外貿的增長來拉中國經濟，已變得愈來愈難，因為她體系太大了。
120年前的甲午年，中國在東亞的地位突然地被擊潰，被日本取而代之，就是120年前，然後就是誕生了割讓台灣的馬關條約。120年前的甲午年，中國曾經是東亞最重要的一個領導者；120年之後（就是去年），一連串象徵歷史分水嶺的大事，紛紛一起湧現。我想也不是中國大陸領導人刻意規劃的，但它就這樣發生了。
回來了！回到漢堡了！終於回到家了！對我來說這是極大的困惑。按理說，我是中國人，上海應該是我自己的家。但是，在德國住久了，一切得心應手，習慣了……
兩個大國之間的衝突和戰爭是「常態」，而和平則是「非常態」。這個「非常態」則是中國所必須追求的。避免中美衝突的「宿命」，是「新型大國關係」戰略的全部意義之所在。
「等發叔」事件，變成令國家無面的大笑話，但其中帶出一個對香港非常正面的後果，就是中央會考慮是否有需要調整對港政策的基礎。
按原本的民主發展方向，2017特首普選之後的下一步是發展政黨政治……唯政改一役後，北京對香港政改的方針可以預見是趨向保守。政黨政治起碼多等十年……
我認為台灣跟香港兩地都需要補課，我們的功課做的不夠，我們應該去思考各種的可能性，然後再來思考我們應該如何自處……
普選落實無期，年輕人對政治制度和建制的不滿沒法解決。缺乏民意授權的政府無力推行有效的社會改革，貧富懸殊和各種社會不公平現象只會持續，甚至惡化。儘管政府和許多市民都希望「放下政治爭拗，搞好經濟民生」，但在充滿不平和怨憤的社會裏，任何涉及利益重新分配的公共政策，一定會遇到政治阻力，政府缺乏政治能量，必然寸步難行。
中央可能因不想一國兩制下的香港變為失敗的案例，也許肯對港吊吊鹽水，強撐香港經濟。但這是沒有用處的，缺少了內部團結奮發向上動力的香港，自身的競爭力不斷下滑……
據統計，目前中國農村有6,100萬留守兒童，若加上3,600萬左右流動兒童，中國有1億兒童處於飄零狀態，佔全國兒童總數的三分之一……相比於對經濟增長的熱衷，對為中國經濟增長做出巨大貢獻的農村家庭，各級政府給予的關注和支持仍相當薄弱。
香港政改方案終於止步，不再往前走了，不過，政壇的波瀾依舊一陣又一陣。香港公民黨創黨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6月22日宣布退出公民黨和辭去新界東立法會議員一職，他將於10月1日離任立法會議員。
如果習近平主席想向世人證明中國共產黨是認真地和腐敗作鬥爭，他應該認真考慮公務員薪酬制度的改革。反腐敗運動雖然震懾了一些貪官，不過制度建設還是任重道遠。
「我要真普選！」是必定要重申的，但既然政府短期內不會重推「政改」，遊行的主題應該集中於政制以外的各種社會矛盾，其中包括地產霸權、金融霸權……
「打老虎」固然過癮，尋找反腐敗的長效策略卻更為重要……增加公務員正式工資、改善公務員的激勵機制，對清廉政府的建立可產生深遠的影響。
筆者在網上看到一項由《經濟通》網站做的民意調查……假若建制派人士看見這個結果，肯定知道「大鑊」……
近期各地水災、旱災頻仍。天災往往與人禍交纏，古代的天道觀與當今社會治理往往又聯在一起。天道觀，源自儒家經典和儒家前的歷史典籍。本文思索歷史文化，略析「天」的意涵，古代的社會治理觀、制度構想和權力約束。
中央應該問，經民聯有想過不等發叔，寧願事後向中央解釋嗎？為什麼民建聯會考慮這項有極高風險，即使事成也可能被批評為不君子的動作？為什麼這批有正常智商，有豐富從政經驗，和其中不少事業有成的人會這麼怕中央不高興？為什麼曾任局長的精英葉劉淑儀會變成一個沒有主見，只懂跟隨民建聯指揮的普通隊員？民建聯不是剛產生個年輕和有專業背景的主席李慧琼嗎？為什麼在整件事上，沒有人覺得有需要跟她商量？
北京法律界人士指出，刑上周永康，顯示黨紀面前沒有特殊黨員、國法面前沒有特殊公民，無論權力大小、職務高低，沒人能當「鐵帽子王」。
當今世界，隨着全方位的全球化的深入，已經產生出越來越多的非正式力量，它們能夠跨越國界，在全球範圍內活動。目前，至少有三種這樣的跨國界非正式力量，正在影響甚至左右着很多主權國家的行為……
在資產價格高踞不下的形勢下，社會上財富分布已形成「有產階級」和「無產一族」，社會不公平現象日益惡化，並出現部分中產階級下滑之勢，這究竟是結果不平等抑或機遇不平等？若將公屋單位私有化視為恢復自然秩序，則自不然可說合乎公義……
承上文〈專訪田北俊：政府應檢討對建制派的期望〉，田議員跟我們重新詮釋上周四（18/6）33名建制派議員集體離場後的心路歷程，本文他會繼續談香港於後政改時代的前路。
無數實驗證明，真實的人，在博弈時很少會理性地作決定；而人們憑「非理性」決定得到的收益，又往往比理性決定好得多！對於政治博弈，這道理尤其真確。
上周四（18/6）政改表決當日，林健鋒、葉國謙等 33 名建制派議員於表決前集體離場，最後表決以 8 票贊成、28 票反對否決政改方案。社會輿論普遍對事件感到驚訝，各種評論和陰謀論紛現，對這歷史時刻的兒戲收場有不同的解釋。本社為此特地專訪當日留在立法會投票的自由黨議員田北俊，請他在立法會的角度詳述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