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大學權力核心弄權，意圖干擾學者的學術立場和意識形態，只會窒礙學術發展。最大的損失，始終由香港社會承受。是否值得，有權在手的大學校委，請三思吧！
我們總結了數十年的旅行和見聞，整合了不同來源、不同年份的諸多權威數據和信息，寫出這本新書，試圖勾勒出21世紀上半葉天下大勢變化的趨勢。
這次政改以及佔中，特區政府是失去了整代年輕人，大約八成的年輕人，都出現信任及信心的問題。所以投資在年輕人的多方面發展相當重要——尤其是香港的教育……
類似王林那樣的「氣功大師」的例子，自19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可以說是層出不窮，倒一個，又出來一個……不同現象或多或少都從不同角度折射出文化的墮落。
台南市長賴清德因「官員集體不進議會惡例，違失事證明確，情節重大」而送交公懲會議處。在反課綱的敏感時刻，輿論質疑當中是否有另外的政治考量，製造「白色恐怖」。
世界大氣候正自下而上發生改變。改革的呼聲日漸高漲，也得到了愈來愈熱烈的響應。我們發現，今天發生的一切與五個世紀前由馬丁·路德揭起宗教改革有許多相似之處。
與其重覆冠冕堂皇的空話，我建議梁智鴻主席，向支持「等埋首副」的委員或其背後的勢力曉以大義，尋求共識，然後召開會議，決定不再等首副，並即時按一貫程序，通過物色委員會的推薦人選。
港大百年老校，出現這麼大的一個亂子，原因是什麼各有各的說法，但不得不承認，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死局，利益相關方的三個方面，政府、學校和學生，都不可能在一時間找出一條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更嚴重的是，誰也不想去拆這個局。
一個人走過的地方愈多，就愈有可能隨着世界的改變而及時調整自己對世界的看法。人們對世界的看法原本就千差萬別，這些看法根植於過去，卻又能夠輻射到未來。而作為社區、城市、省份還有國家一分子的我和你，正是世界這張大拼圖中的小小一塊。 人們對世界的看法原本就千差萬別，這些看法根植於過去，卻又能夠輻射到未來。而作為社區、城市、省份還有國家一分子的我和你，正是世界這張大拼圖中的小小一塊。
不懂攻心的管治者，往往也缺乏審勢的智慧，因而寬嚴失度；且多是失諸過猛，寧猛毋寬。
要談論中東地區近數十年的地緣政治，絕對不能忽視關鍵利益——石油的存在。
香港需要loyalty opposition，意即與政府意見相反，但在建制下有合作空間的反對派。從這方面來看，泛民有可能兵分兩路：一派繼續對中央有意見、政治主導，另一派以改善民生經濟為焦點。我認為，只要雙方態度務實，行政、立法之間還是有空間處理一些議題的。
我與很多年輕人討論，不只是要考慮2017年的問題，對他們來說2047年是個更現實的問題，要考慮香港的未來，令一國兩制有較健康的發展，對2047年有好的前景。在這方面出發，我們是不能迴避政改問題。
在慶祝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回顧一寸河山一寸血，億萬同胞家破人亡，反思中國以德報怨卻換來姑息養奸之後果，不勝感慨，無限噓唏。欣慰者，習主席力挽狂瀾清腐強兵，「能打仗，打勝仗」深入軍心。作為中國知識分子，我們並不仇日，也願意與善良的日本百姓交往相處。但是，面對太平洋未太平，國際風雲險不可測，我們只有積極備戰，有效反戰，東亞和平才更有希望。
校友關注事件的熱忱，就被綑綁在政治鬥爭的戰車上了。他們出於一片好心與義憤，但是事情的發展，卻迫使他們要變成政治鬥爭的一部分。本來可以因此建立一個反映中間聲音的平台，卻被政治鬥爭的心態騎劫了。
人具備一種道德本性，這不是假定（assumption），而是事實。這個事實，由我們當下每一個人每一天的道德實踐來證實和呈現。我們活着的世界，由我們組成。我們在道德上較真，在政治上執着，我們的世界就有變得更加公正更加美好的可能。我們沒理由悲觀。我們非如此不可。
香港大學副校長任命爭議因學生衝入會場而鬧大，港大校務委員會將於9月再討論有關任命，校委會委員文灼非表示，校委會過去一直尊重物色委員會的推薦，希望今次亦按傳統的任命機制及程序行事。
這次政治局會議也強調「十三五」時期要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從這些頻密的「創新」說話中，不難看出創新在中國未來發展整體棋局中的份量。這種創新是全方位的，經濟發展、政府管理、企業發展等等領域都須要創新。
1990年頒布《基本法》的時空節點，在地小7運（1975-1995）的離宮，天盤六儀為壬，天應期在戊儀。戊儀指時間亦指空間（宮位），為了簡單說明只講時間。奇門是天干學，戊儀所指是戊年，1990年後的戊年有戊寅年（1998）、戊子年（2008）、戊戍年（2018）。時間愈長遠，反應就愈小。1998年是亞洲金融風暴，2008年是世界金融海嘯，我們屏息以待2018年的到來。
過去二十多年來中國思想界一個頗為根深柢固的論爭範式，就是所謂的左派與右派之爭。這裏的右，常被視為是自由主義的同義詞；至於左，則是和自由主義針鋒相對的一種立場。這樣的標籤，雖然能帶來討論上的一些便利，同時卻是問題重重，尤其是嚴重曲解了自由主義的道德基礎。
梁特首敢於亮劍，當然不是除去兩人這樣簡單。利劍出鞘，應該是指向三方。不分先後，第一是公務員隊伍。
一個和平的國際秩序需要中美兩國的有效合作。美國需要中國，也不能失去中國；同樣，中國也同樣需要美國。在實際國際政治生活中，兩國的合作也一直是主流。如果雙方都能意識到，兩國的合作是雙贏的，而在核武器時代，衝突一定不是零和遊戲，即一方勝利和另一方的失敗，而是雙輸局面，那麼要建立和平共存的新型大國關係並不困難。
有論者認為，政治不應談道德，因為政治活動本質上只有權力和利益，希望用道德來約束政治，是範疇錯置，是天真和不成熟。如果現實主義和犬儒主義泛濫，即意味着愈來愈多公民根本不相信道德批判的可能和可取，因而也就不會基於這些批判而進行任何社會行動，甚至還會嘲弄其他公民的實踐。
高 IQ 的領袖認識到「人」的因素不能忽視，於是把 EQ 加到自己的工具箱裏。有 EQ 的領袖有知人之明，但他們所「知」的，往往只是和自己相似的人，他們明白了解和自己完全不同的人的重要，於是就要 CQ。 香港很需要多一些有 CQ 的領袖。
在一對一選舉，只要泛藍分裂，藍軍幾乎少有勝算，宋楚瑜雖未正式宣布參選，但親民黨副秘書長劉文雄20日表示，宋「幾乎就是會選了」。換言之，泛藍分裂幾可確定。
一次大戰前到二次大戰後，裏海周圍和海灣地區陸續發現了大量石油和天然氣的儲藏。俄羅斯/蘇聯直接統治着裏海周圍的阿塞拜疆、哈薩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不需要什麼手段就可以開採地下的資源。英國則在海灣地區進行既挑撥又調解的策略，使本來受鄂圖曼土耳其人統治的各個阿拉伯部落和酋長國爭戰不休，後來逐步組成了幾個依託於英國的政權。
當我們在生活中充分實踐這項權利時，我們就不再是政治上的異鄉人，而是國家的主人，並以平等的身份去推動社會的道德進步。就此而言，要求正義的權利，是自由主義政治道德觀的起點。但個體為甚麼擁有這項權利，因而使得政治必須要講道德？如果要講的話，那個道德的觀點的實質內容又是甚麼？
2015年7月14日，伊朗正式和美國為首的工業大國達成《伊朗核計劃的全面協議》的終極協議。今天且讓筆者以1953年在伊朗發生的「佔領德黑蘭」事件為楔子，去評估伊朗「改邪歸正」重投西方石油產業供應鏈的影響。
今天我們提到柬埔寨時，通常都只會論及遊覽吳哥窟遺址名勝或首都金邊的迅速城市發展，卻很少人關注到當地嚴重的貪腐問題。國際媒體近年也減少了對柬埔寨的深入報道。事實上此書的英文原著在2011年出版前，論及柬埔寨複雜問題的專著過去幾年一直不多，布林克里這本書正正填補了這方面的空白。
謀劃中國發展轉軌，謀劃中美關係變局，對於這兩件北京要辦的大事，香港既是持份者，也是創造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