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和港英的關係，香港和鄰近國家也有頗多往來，這裏先說日本。香港和日本的聯繫除了是二戰之外，另一個大題目是保釣，也是《玻璃之城》的情節之一。雖然電影和歷史檔案的比較有明顯不同，但它確能講到當時一代年青人的情懷——為何反日保釣、日本經濟起飛、香港人在70年代的身份認同可以互相悖論地掛勾，我們都可以從這類電影感受到。
日本形象在香港電影中最神奇的，莫過於《烈火青春》。這戲的結局是出乎意料的，有日本赤軍出現，基本上殺了所有主角，就這樣終結了。我問過這部戲其中一位製作人陳冠中先生，為何會有這種結局呢？他說：很簡單，沒有預算，所以就這樣完了。不過這不能解釋為何電影會用赤軍——我們很難想像今天的港產片，會有 ISIS 恐怖分子來殺人作結。要明白日本赤軍與香港有何關連呢，我們得回顧香港於70年代的發展，也是日本經濟發達的時候，香港與日本的關係緊密，香港人走出國際的目的地不是內地，而是日本。我小時候很深刻的是香港電視會播出日本紅白歌唱大賽，當時香港的歌星認為「打爆機」不是到大陸唱歌，而是到日本參加紅白；日本赤軍形象滲進《烈火青春》，也就是大潮流的一環。
通過其他國家對比香港：《投奔怒海》
港產片當中，其中一套我覺得最有國際視野、而又與香港本土緊密掛勾的，就是許鞍華導演的《投奔怒海》，而許導演的同系列作品如《胡越的故事》等，也是佳作。《投奔怒海》有相當思考空間，它表面上是講南北越統一後的故事，用一個日本記者或「他者」的角度，去看越南的情況，到最後發現革命的真相，就有了悲劇結局。
這電影為何與香港本土有關連呢？當時南北越一邊是自由世界，一邊是共產世界，雙方對峙20多年後統一了，由共產的一方統一了自由世界的一方。電影上映時，香港前途問題剛浮現，香港人看這電影都有一種共鳴：兩個世界要統一了，對峙這麼久，會有什麼下場呢？這既是借古諷今，也是「借外諷今」，用越南的個案，去借代在香港人身份認同的憂慮上，就有很好的對照效果，而且最成功的地方，是沒有直接講「香港」一句說話。
講者簡介
沈旭暉，香港國際關係學者，畢業於牛津大學及耶魯大學，現職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中美關係、恐怖主義與全球化等，著有七十多份學術文章及出版評論。學術身份以外，亦為 Roundtable 研究網絡創會主席及中央政策組非全席顧問等。
（封面圖片：《十月圍城》劇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