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國際城市，擁有大灣區內最優秀的大學，能夠匯聚全球人才，絕對有條件展現出香港的矽谷模式。
今時今日，在人類社群的地球上，那裏沒有政治？如果沒有之前提及的政治條件，政治的確可以不存在。
我認為「一地兩檢」的理想妥協方案是，容許內地官員在「內地口岸區」對港人行使不超出CIQ的權力。
1985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一刻，我們這一代人是可以離開的。但為何不走？是否對前途樂觀？不是。
行政機構及主其事者應政治中立，最關鍵處是至少不偏向既得利益集團。
要堅持三年五年已很困難，但作為「true believer」又怎可以接受自己當「逃兵」，改變初衷呢？
《福布斯》雜誌公布2017年香港50大富豪排行榜，頭七位富豪的財富均與地產行業有關。
務實做法是特區官員要做好解說工作，針對市民擔憂疑慮的地方，由特區政府出面與內地商議令港人安心的方案。
去年宣誓時，有一大批人毫不莊重，亦不真誠接受宣誓的內容，已是港人有目共睹之事。
根據DQ案裁決的理據，其餘已由市民入稟司法覆核的泛民議員已成為高危一族。
一國兩制研究還不夠強、不夠大。我們要吸納更多年輕的高端理論研究專才，香港和內地在這一方面都有責任。
不改革，不革掉冗長的行政程序和「卸膊」（推卸責任）的官僚作風，恐怕真的是「蘇州過後無艇搭」。
年輕人有那種「眾人皆醉」的想法，不足為奇。
我們假設在立法會補選裏當選的某君，就職宣誓的行為表現跟已被「DQ」的議員一樣，接着應有甚麼事情發生？
在政府37年的公共服務，我是一個非常親力親為和一絲不苟的官員；但作為特首，或許我需要看得更闊、更遠。
由選民送他們入議會卻被法院把議員踢走，無論如何都不能說是正常的政治生態！
凡事總有正反兩面。DQ案對泛民是個沉重打擊，但也可視為是當頭棒喝。
反對勢力之要狠打蔡若蓮，並非與她有什麼個人恩怨，而是要打國民教育，打特區的政策制訂權。
林鄭月娥：「回顧大學生活最令人難以忘懷的經歷，當然是清華大學之旅。」
可惜還有很多港人未明白這些變化如何影響他們和下一代，或者我們要更努力喚醒這群人士。
Now Generation給自己提出的一個難題：既然放棄耐性，那為什麽其他人又需要對他們有耐性呢？
陳帆作為運房局長，處理社會政策應該有視野，不是胡亂採用成效不高的措施。
民主自決是一種權利，1997年，為什麼香港人不能自決自己的命運呢？
改組後的中策組既開放、又集權；既可汲取民間智慧，又可增強政策的認受性和執行力。
論本地社會的階級矛盾之尖銳和對抗之激烈，其實不下於中港矛盾。
與國家同行，與時代同行，不要辜負好時光。
不管招聘顧問、打探風聲、進行民調、政策研究，中策組的目的都是讓總督或特首接收來自非公務員體系的意見。
東亞民眾比較着重「善治」或「賢治」，民眾需要集體意識，社會才會和諧，香港的政治文化也有此元素。
如果緊張的關係繼續，我們無法基於互信精神，達成一個解決上述和其他問題的共識，那如何讓一國兩制走下去？
反對兩地融合的，不是狂妄無知，便是別有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