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年青人行事時候只想到自己的願望而未有周詳的考慮；又或是他們心中只想着個人的願望而凌架其他一切事項。
若能巧妙地運用國際評鑑結果，配合國家評鑑及校本評估的數據，加上教師、學者及政策制定者的協作及參與，國際評鑑將是驅動教育改革及教學改進的有力工具。
學生將來要進入的那個社會，一定不會只有某一種和他們相同 Banding 相同的品性的人存在。因此學生如果能和不同於自己能力品性的同學一起學習，不但有助他們日後和他人相處，更可以從彼此的不同之中，學習他人的優點，改善自己的不足。
再進一步，人類的生活，並不限於就業或者工作，他們還有家庭生活、文化生活、餘暇生活、政治生活、靈性生活等等。那就在進一步超出「教育為了就業」的範疇了。
那麼誰是敬陪末座，較少人投票的？答案是「尊重守法」。
正如著名台灣歷史學家許倬雲教授曾指出，本來是馬拉車，而現在改為車拉馬。這都是令人擔憂的改變方向，社會領袖和高等教育工作者必須經常作出反省。
你可曾想到，暑期作業會是要求小朋友在草地上睡覺？赤着腳在火熱的路上走？在海邊扔石頭？到山林中聽鳥聲？
在一九三八年，還未獨裁的毛澤東在孫先生逝世十三周年，在延安舉行紀念大會上指出孫先生是「愈挫愈奮，不屈不撓，再接再厲，當多少追隨者在困難及誘惑前表現了灰心喪志乃至投降變節的時候，孫先生總是堅定的。」
筆者總覺得，當局及社會人士太重視科技創新，而少留意文創。
研究證普教中無助學中文，本沒有甚麼值得驚奇之處。令人驚奇的，政治考慮可以肆無忌憚的凌駕教育，而且是由「教育局」來推動，由不少學校的決策者來和應，由無辜的學子來默默承受。
為了完成冗長的新高中課程，不少本地學校在長假期間安排補課，這個「需要」受到不少家長的支持。而國際學校的家長卻很重視假期，常在長假期與孩子外遊或回祖家度假，有時為了配合家長的假期或工作需要，更會請假提前離港。如學校在長假安排補課，相信會收到不少投訴。
他們認為，搞課外活動主要是為了提高學生的知識和技能。我對這觀點有很大的保留。我們可以嘗試從另一個角度思考一下這個問題。英文有一句諺語：All work and no play makes Jack a dull boy. 你有沒有見過這樣的學生？
記得回歸初期，施政者不斷強調雙城記（新加坡與香港），三城論（新加坡、上海與香港），經常把新加坡、上海與香港作出比較，當時的數據分析顯示，我們的整體競爭力比今天為高，今天，我們怎麼了？
「我如果收你的孩子入學，我就一定會盡力把他/她教好！」
讓每一個孩子都有進步，讓每一名學生都能成長，就是中小學教育的價值，也是中小學教育的責任。
不可小看成功經驗的提升，它可以告訴教育界和社會，改變應試文化，不是純粹一種理想，也不是空談，而是在我們身邊，可以發生的，而且已經發生了。
不可小看成功經驗的提升，它可以告訴教育界和社會，改變應試文化，不是純粹一種理想，也不是空談，而是在我們身邊，可以發生的，而且已經發生了。
當魯濱遜獨自一人在孤島上時，他的決策很簡單，就是做最能達到自己目標的事情。但問題是當有兩個或以上的人同時行動，且會互相影響，而我不知道你會做什麼，你也不知道我會做什麼，我們怎麼知道什麼行動最能達到自己的目標呢？博弈論就是研究理性人的互動決策的學問。
傳統教育課程都是離不開五育範疇，五育以德育為首；然而歷來也是最為人詬病，日常學校的教學時間都傾斜於學科教育上，而德育似乎最容易為人忽略！
愉快應該從苦功中獲取，不會從逸樂中得到。
我們要的是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靖世太平。
最後，陳校長竟然邀請了她的一位家長駛私家車由玉林直接把我送到深圳黃崗口岸，車程長達五小時，家長也很樂意，家教一心，難能可貴，值得我好好學習。
家長不能夠用強硬的方法來迫令他們學習，這只會讓他們更加抗拒，造成反效果，同時需要因應子女進度而調節，避免太過急進地刺探別人心理，而產生不良影響。
經過八年的運作，協會已趨於成熟，它應該可以作進一步的發展了。於是我請幹事會考慮向小學進軍。次年，協會成立小學支部，開始招收小學會員。再過一年，協會在九龍童軍總會的酒店舉行十周年慶祝會，由李越挺、何子樑和我主禮。半年後，我便離開了香港。
學校是老師和學生的第二個家，老師要教導學生學會感恩，除了設計不同的教學活動外，老師活出感恩態度，以身教影響學生更具感染力。
從數字上分析，在文憑試中修讀進深數學的百分比與會考年度相比，有着明顯的差距。這個數字下降，究竟對我們的教育及社會發展有何影響呢？可以視而不見嗎？
阿甘遊學的口號是「行走世界，體驗人生」。2015年，阿甘遊學的老師帶着辦學的信念，舉辦了一次100天遊學課程。
但阿濃的《新愛的教育》如此有「親切感」，我在兒童法庭見到的是上集，這本是下集，壞孩子被判刑了，然後怎樣？
幫助學生考上大學，並不需要犧牲他們的品德培養，並不需要扼殺他們的才藝發展，並不需要他們長年在「聽背默測考」的填鴨教學方式中，失去學習知識的興趣，失去立足社會的能力，失去學校生活的快樂，失去師友之間的情誼。
康德之所以認為教育是人生「最困難、最大的問題」，其實是要提醒成人明白這樣的道理：不可以只將教育視為幻想和美夢，也不應該畏懼教育的複雜性，而應從人的發展出發，立足當下，面向未來做出我們可能的努力。教育是一種異常複雜的工作，許多時候我們已經相當盡力了，卻往往效果甚微，甚至還會遭遇冷嘲熱諷，以至打擊壓抑。同樣的觀點也影響了他以後的教育大家，如弗雷勒有《十封信：寫給膽敢教書的人》，費爾南多也有教育是一種「勇者之為」的論述。 教育之難，難在對教育性質與價值的理解上，它會影響教育的路徑與方法的選擇。康德認為：幫助幼兒成為獨立生活的人的活動，就是教育。這樣的活動必須讓兒童自己去了解和領悟自己作為一個人所應盡的義務、責任和行為，這樣才能使他們在教育過程中慢慢成為一個人。 教育之難，還難在知易行難上。作為教育者，我們在教育過程中必須心存人的觀念、人的尊嚴來教導兒童。所謂人的立場，首先要求我們自己成為一個獨立生活的人，所謂得人成人。所以康德認為「教的人要受過教育」、「沒有受訓練和教導的，就不適合教學生」。對這樣的道理我們沒有幾個不明白，但在實際教育中，我們常常會將「人」弄丟的。 在今天，康德關於教育是人生「最困難、最大的問題」的論斷提醒我們，作為教師必須警惕打着教育旗號的反教育行為，學校出台的校規校紀不可以違反法律，也不能傷害人格，但事實上這類校紀校規屢見不鮮；還有作為教育者，面對當下行政推動的種種「教學模式」可能導致的負面效應當有敏銳的反思與批判。 康德有句名言：「有兩樣東西，我們愈是持久和深沉地思考着，就愈有新奇和強烈的讚嘆與敬畏充溢我們的心靈：這就是我們頭頂的星空和我們內心的道德律。」康德的哲學，實質上是一種批判哲學。一個明智的教師，會時刻反思當下教育實踐的具體現象和問題，探尋這些現象與問題所產生的根源所在，進而思考解決這些實踐和問題的路徑與方法。 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說：「雖說我們的一切知識都開始於經驗，但是並不能因此就說——知識都來自經驗……因為很有可能，即使我們的經驗知識，也是由我們從印像中接受來的東西和我們自己的認識能力從自身（不過由感性印像而誘發）所提供出來的東西二者複合構成的。」他認為知識必須符合對像，認識主體要圍繞認識對像轉。由此生發開去，教育者要走出教育的困境，是不是應該思考和探索教育如何從教育對像出發，圍繞教育對像轉的教育路徑與方法，從而慢慢改善當下的教育困局與生態。 原載《中國教育報》2016年3月14日第九版頭條 （封面圖片：wikimedia comm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