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五年文憑試，報考學生的人數隨着人口結構改變而下跌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下跌的背後卻有很多問題續漸浮現，而這些問題並不單單是人口下跌所致，當中存在不少是結構性的問題。若採取視而不見及自圓其說的態度，恐怕有一天將會延伸到社會的發展問題。就讓筆者從報考及應考人數中點出一些發現。
最近屢屢思考常常觀察，究竟辦得好的學校有哪些共同特徵？這些特徵是否具有普世性、放諸五湖四海皆準？
當中一個肯定並且必備的條件，就是全體員工以「學生為本」為己任。多行一步、多做一事，為學生而起行的，甘之如飴。香港不少學校在校政設計上已有兩個家長日，教師會辛苦多一天，但家校必然多添了解，對看待學生成長，亦會多一份寶貴積累。香港不少學校清楚明白家長選校首重成績考量，愈多學生進入政府資助學位的，愈受歡迎，能進入港大、中大與科大這三所世界排名前列大學的比率創新高，受家長追捧的程度亦會熱烈地高漲，因此，只要成績能有交代，於願足矣！ 學生的靈魂工程師
但不少老師仍然心甘情願，於學業以外，在品德與活動上，為學生再付上寶貴的時間，想方設法、全方位培育學生，使之能全面成長。經師人師，這是孔子以來，春風化雨的叮嚀，亦是為老師的普世價值的依歸。
當然，好的學校提倡品德、學業與活動要齊頭並進，殊不容易。校長及全體員工首要是以身作則，從「學生為本」出發，於課堂內、外的，看得見及看不見的教學和帶隊工作，教學生活，生活教學，身教、言教、心教並重，先要 hard work，再增添經驗，工多藝熟，達到 smart work 的效果，當然，若果凡事以「做了算（have worked）」的敷衍方式，甚至是以迴避方式應對，拿着鐵飯碗過日辰，置學生於不顧，這叫遠離「學生為本」了，與教學專業之路，走着相反的方向。
說到底，學生為本確是驗證好學校的重要原則，但實則虛之、虛則實之，功課多與少、學習後才可愉快，抑或必先要愉快才可吸引學生走進學習之路？早上黄雨陸續，黑雨有可能相繼而至，學生要安全大過天，不返學是優先？又或是中學生經歴不常有的避雨、淋雨的歷練，利多害少？
學校教育、學生為本，誰說又誰要做？情理本應歸於教學專業的老師，在師資培訓課程中，常向老師問一些古舊的問題：你信天、地、君、親、師嗎？老師是靈魂工程師嗎？給予肯定答案的，學生為本近矣！一所學校擁有愈多有理想、有實踐能力的老師，學校不老，更是好好的學校！
原刊於《星島日報》，本社獲授權轉載。 （封面圖片：Pixabay）
1998年2月，做了一次大手術，身體又好起來了。隨後兩年，中大教育學院趁我回港探親之便，請我參與教學視導工作。這兩年，我跑遍港九新界，聽了不少地理教師的課。 記得八十年代任教地理教學法時，我非常留意地理室的設備及其運用。沙盤是中學地理室的標準設備之一，但三十年來，我只見過一位教師上課時利用它來教學。我深信，如獲善用，這個沙盤會帶來極佳的教學效果。很可惜，一直以來，這設備只是備而不用，甚至備而不能用！我見過不少學校把它放在牆角封塵。它的木蓋本來是可以整個搬走，以便師生在沙盆堆砌各種地形的，但有些只有一邊可以開合、另一邊卻是密封的！ 遊戲之上品 也許因為這兩年視導的不是自己教出來的學生，他們有所顧忌，在教學設計上和施教時，態度比較保守，以致沒有一位教師利用地理遊戲進行教學，而上課時讓學生分組討論的也絕無僅有。當年我非常鼓勵教師用這兩個方法教學，也常常跟他們討論地理遊戲的設計問題。我指出，下象棋和擲骰子是遊戲的兩極：前者只講技術，後者全憑運氣，兩者都不是遊戲的上品。好的遊戲應該介乎兩者之間，既講技術，也靠運氣。我個人不愛搓麻將，偏好下象棋，但不能不承認，作為一種遊戲，麻將是上乘之選。設計地理遊戲時，必須認真向麻將學習。 我又常向學生推薦方太，說她教學一流，要多多向她學習。方太是著名的廚藝教師。她教燒菜，好在哪裡？好在簡單、明瞭。她最成功的地方是使觀眾覺得燒菜不是難事，誰都可以做得好。為此，有一年的畢業生特地送了一條圍裙給我。對我來說，這的確是一份上佳禮物。多年來，我每天都用它一兩次。 許冠傑那句「最緊要好玩」也是我的座右銘。1999年，我協助中大教育學院視導了超過30位教師的課。有好幾次不但我覺得非常「好玩」，上課的教師和學生也覺得「好玩」。這真是少有的皆大歡喜的經驗。其中一次的過程如下。 接受視導的是一位初出道的女教師，任教於一所主收「第五組別」學生的中學，教的是中一成績最差的一班，課題是「城鄉的人口遷移」。在上課前的討論裡，她說: 「這是一班非常頑劣的學生，不但學習能力低，態度也差。既不聽講，也不作答。非答不可時，不是說不懂，便是胡說一通。」她的教案是先解釋何謂推力和拉力，然後分析各種推力和拉力的作用，再舉例說明鄉村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如何導致人口從鄉村轉移到城市。 我問她有沒有膽量臨時修改教案。她毫不猶疑地說：「可以試試。」我於是建議她用提問的方式開展該課的教學活動，先問：「如果你可以選擇，你會選擇在觀塘 (工業區) 還是在錦田 (鄉村) 居住？」然後跟進：「為什麼作這樣的選擇？」我又對她說：「如果學生不主動作答，就隨意請其中一位作答。因為是選擇題，問的又是很簡單的個人意見，他們大概不會拒絕作答。問完一個學生之後問第二個、第三個，直至你認為足夠為止。每次都把他們的答案分門別類地寫在黑板上。可以分四組：（一）鄉村的推力、（二）鄉村的拉力、（三）城市的推力和 （四） 城市的拉力。之後，你作總結時，解釋何謂推力和拉力，並補上他們沒有提及的理由。如果有時間，還可以再舉例作進一步的說明。」 結果，上課時，學生踴躍發言，三十餘分鐘內絕無冷場。下課後，她說：「想不到這班學生也可以那麼熱烈地投入。」 中二地理教師在講授比例尺的運用時，一般都是先向學生講解表示比例尺的三種不同方式，即說明式、模範分數式和圖尺式，然後教導學生如何運用各種方式的比例尺去量度地圖上兩點之間的實際距離，再講解三者之間的換算方法。最後是做練習。 看了這樣的教案之後，我通常都會說：「教這個課題時，教師不必講得太多。應多讓學生做，讓他們從做中學。」跟着問他們有沒有膽量臨時修改教案。有膽量的，我便建議他一開始就讓學生量度地圖上兩點之間的距離，並根據地圖上所提供的比例尺 （不管是什麼方式的比例尺），去算出這兩點在地面上的實際距離。我說：「這是很簡單的運算，小學生也會做。所以，不必講太多，越講得多，他們就越糊塗。讓他們用不同方式的比例尺做若干次練習之後，再由教師總結一下就行了。三者之間的換算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他們懂得運用任何一種方式的比例尺去找出地圖上兩點之間的實際距離。這類換算其實也不艱難，懂得運用比例尺自然就懂得換算。」 有膽量的，如我所言去做，都發現學生在比例尺的運用上，沒有遇到什麼困難。十分鐘的練習之後，他們作一小結，跟着講解如何換算，再讓學生做一些練習，包括換算練習。從學生的表現看，他們並沒有給換算難倒。 反之，按原定教案授課的教師，往往要花15至20分鐘的時間才講完各式比例尺的運用。到解釋如何換算時，學生很快便給各種公式弄糊塗了、嚇怕了，各種問題於是隨即接踵而來。這教節餘下的時間就糾纏在各種公式的重複講解中。在三十多分鐘裡，學生從未做過任何練習。下課了，學生和教師都有點茫然。 （封面圖片：Pixabay）
TSA 的討論靜下來了，大家都在靜靜地等待今年小三的試行計劃完成後出版的報告，再定行止。太陽之下無新事，這幾個星期我執筆論教育的衝動也下降了，檔期出讓了不止一兩次，也有教育界同工誤以為我抱恙在身而致電問候的，在此一一謝過。 近日翻看小學校長群組內的留言，發覺有兩個話題引起大量的討論,近期罕見，他們稱之為「林大輝旋風」。 林旋風第一擊：火柴盒學校 擔任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的林大輝議員在3月22日會議上主動討論「火柴盒學校」：這個差不多被遺忘了的話題，令小學界精神為之一振。事緣在60、70年代，大量適齡兒童要進入小學就讀，當局除了暫行半日制（這暫行經歷了40多年後才逐漸取消）去處理外，在新建的屋邨（原稱徙置區的）興建俗稱火柴盒式校舍，安置大量小學生，校舍設計千篇一律，每層走廊居中，兩旁是課室，教學授課的聲音困在磚牆內互相干擾，學童不見天日, 也無活動空間，令人垢病。 全校只有一至兩個特別室，多數運用地下作操場，缺乏籃球場，天台有加建作禮堂的，後來在校舍改善工程計劃下才有部份學校加建了特別室及升降機槽，略有改善，但也有至今因環境特殊而無法作任何改善或加建的。近日我有機會去部份火柴盒式小學觀課，缺乏升降機使用，上落樓梯，頗覺疲累，更為每天多次上落及巡堂的同工叫苦。經過一些統計，原來至今仍有多達28間學校運用舊式火柴盒式校舍。這陳年問題再被牽起，小學界人心大快，忍受了多年的問題，真的有希望逐步解決？ 林旋風第二擊：林大輝斥教育局不肯檢討小學人事編制和薪酬架構堅離地 (4月14日YouTube 出現的標題) 2015年11月，四個小學教育團體聯合發表一個研究報告，略謂小學教育界可能有接班人斷層現象，事緣校長工作十分困難，而支援不足。加上副校長及資深主任不擬接棒，研究報告建議當局檢討薪酬架構，吸引準教師入職小學界，這報告亦遞上教育局局長，當局也曾接見了四個教育團體代表，其後宣布不擬作出任何檢討，小學同工對此極表失望。處境被忽視除打擊自尊自信外，亦在備受冷待下反思所謂「伙伴關係」的真確性。及後在4月11日一個立法會會議上，出席議員一致通過議案要求教育局檢討及改善小學人事編制及老師薪酬架構，這雖然是一個沒有約束力的議案，但立法會議員尤其是林大輝先生對此事的關注，令小學界同工受到極大鼓舞，心中歡呼「林大輝真伯樂也」。 示範何謂立竿見影 4月27日林大輝先生聯同多名議員，以及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等官員，參觀葵涌區三間火柴盒式低於標準的校舍（全港此類校舍仍有28間），了解學校的營運狀況及校園環境，並即席同意成立三方會談，讓官員、校方代表和議員一起討論如何解決有關問題，包括制定時間表和短、中及長期措施，執筆時得悉以上安排得以落實，三方會議將會在5月16日舉行。 林大輝先生是立法會議員，也是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經常在報章撰文討論教育問題，亦主動提出討論議題，以上兩項即火柴盒校舍及小學老師薪酬架構是最近的傑作，從報章報道圖片所見，4月27日出席實地考察火柴盒校舍的議員起碼有譚耀宗、梁國雄等，在林大輝領導下，建制與非建制議員聯同楊副局長一起言笑晏晏，頗令人覺得三方面都是關心莘莘學子，我期望以學生利益為優先的前提下，低於標準校舍的改善問題有一綫曙光。至於教師薪酬架構及編制的檢討，希望政府當局也可以開綠燈，因為牽涉的包括準教師入職的吸引力，及升職的激勵,，這對教育素質的改善，也是必需重視的環節。 結語：事件顯示民生優先仍是市民的期待，重中之重也，但願議員們在9月選舉後能颳起更多旋風，吹散民間的怨氣。 （封面圖片：亞新社）
恒管常務副校長兼翻譯學院院長方梓勳教授指，碩士課程已獲行政會議通過，將於今年9月正式授課。
對於普教中能否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筆者一向存疑。
學習成果不只是某學科的一兩個分數，學習體驗和過程得著也是學習成果。成績不單只看其絕對位置，更重視取得的進步。
當做人做事與誠心和專心結合時，就有機會產生像錢院士一樣輝煌的人生。
當做人做事與誠心和專心結合時，就有機會產生像錢院士一樣輝煌的人生。
難道我們的教育，就是要犧牲80%學生的未來去成就那20%「精英」的前程嗎？
國際評鑑亦對建立系統層面的教育監測十分重要，有助釐清教育投入、過程和結果的關係，也為設定教育目標提供了國際依據。
我說永遠也不可能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主要原因是教育部在管着這些高校！……從此我再也沒獲邀參加這類會議！
有時候，是家長提出：「為什麼我的孩子沒有測驗？」有那麼一所學校，小學低年級沒有正規的考試，但是照樣按照學生平時表現有「成績表」。有家長就抱怨：「為什麼不早點通知我們，讓我家孩子可以取得高些分數？」
在太虛大師那裏，人間佛教也就是「人間淨土」的意思，建設人間佛教，也就是建立人間淨土，就是實現人間的佛教化，使人間社會變成佛教化的淨土佛國。
當青少年自毀的不幸事件出現之先，成人有權力的世界，誰先在青少年的身上踏上第一腳？這是成人世界要先回答的問題！
他也「放下了驕傲，學懂了感恩」，如果不是真正經歷一場大病，李開復也許不會有此「開悟」，懂得放慢腳步，健康為先。
只要公開考試的指揮棒不改，只要擬卷和閱卷者仍有種種或明或暗的框框，教育改革要訓練莘莘學子的創意思考，實在障礙重重。
遠足時雖是以動腳為主，然而在同一時間他們也可以動用到身體的其他部份，例如可讓皮膚感受一下陽光，感覺太陽之下的溫度。
若只因相信「高學歷」、「過去工作經驗豐富」、「有有力人士推薦」或「合眼緣」便決定禮聘某人擔任校長，往往都會等到當該位新校長履新後才發現她／他的表現其實是與辦學團體對校長職位的期望有很大落差時，情況便難以收拾！
我現在仍然堅信，除非英文是你的母語，否則語音、語法一定要並重、規範。
本集的嘉賓是公民黨現任主席余若薇。她曾任大律師公會主席和英國御用大律師，連續三屆獲選為立法會議員，也是公民黨的創黨黨魁。
我們認為，RGC 基金如要大幅增加資助，RGC 應該有獨立的身份，才可以整體看香港科技研究及有關的問題。
簡化字多採納民間俗字，影響所及，許多因陋就簡、同音假借、形貌相似的俗字習非勝是，流布甚廣。——假如杜甫看到他的名句被寫成「無邊落木肖肖下」，再被編輯修改為「無邊落木悄悄下」，真要在閻王殿前甘拜下風了！
徐立之懂得找研究方向，當年分子生物學正是前沿學科，發展精彩。他以白人常見遺傳病「嚢狀纖維症」為研究重點，發病率為三千有一；一般白人二十五有一是基因攜帶者，屬隱性遺傳病，沒有病癥。如果不幸得了該遺傳病，兒童早期發病，所有外分泌都不正常，汗的鹽分高，腸分泌影響消化能力，肺裏長年有細菌寄生，且容易患肺炎，不易長大成人。 有系統尋找致病基因 人類的基因數約30,000個，共有23條染色體。1985年，徐立之的第一個突破是他首先確定嚢狀纖維症的致病基因在第七條染色體上。但是這染色體裏面有2,000多個基因，怎樣找出致病基因？他打個比如說，一套基因百科全書有23冊，我們找到第七冊是遺傳致病基因之所在地，因為發病常與此有關。當然我們需要靠精密的分析，方能確定找出致病的細節。「我們有系統的一頁一頁去翻，只要作出假設是對的，一定能找到致病基因，問題只是時間而已。」 在30,000個基因中找出關鍵，仿如大海撈針？徐立之再深入淺出解說：「譬如我們在全港各區有系統的搜索，結果知道油麻地有線索，但油麻地也很大，不知那幢大廈？是住屋？辦公室？還是貨倉？我們逐家去搜，確定那間屋之後，也不知屋裏什麼壞掉了？是把門鎖？水電？燈泡？煤氣？我們靠分析DNA序列，進行很多分子生物學的實驗；也與很多醫生及病人合作，與世界多方面分享及配合。「發現缺陷基因，非常神奇。」 當年有別的團隊比徐立之早兩年宣布找到該病的關鍵基因。「當他們宣布找出致病基因後，多個團隊沒有仔細分析，便以為成功已被拿走了，就沒有繼續做下去。當時是1987年。我實驗室裏的研究員們也覺沮喪，感覺浪費了精力；但我鼓勵他們堅持下去，繼續找我們要找的基因。因為一來仍有很多與疾病相關的分析可以做；再者，他們雖在第七條染色體位置相近的地方找了一個基因，但未有發表證據證明那是嚢狀纖維症致病的基因。結果亦是如是，他們很快也宣布他們發現的基因是不對的。我們的團隊從未放棄，終於在1989年找到真正的致病關鍵。」 徐立之領導團隊埋首研究，抱着科學家的精神，求真、不懈探索，總共用了七年時間終找出第七條染色體的缺陷基因。原來這基因是製造細胞膜上的氯離子的通道；通道出現問題，影響到外分泌的流通。該突破成果在醫藥遺傳界是一項的創新，對其他遺傳病的研究有絕對引領的作用。對病人更是一個很大的鼓舞，因為科學家可以從此有系統地尋找能夠治療病患的藥物；此外基因攜帶者可以用DNA檢查出來，也可以做產前測試。 「每個細胞都有基因，科學家很偉大，研究成果令藥物無孔不入，小分子可把壞了的氯離子通道矯正，病人吃藥可以發揮療效。透過食物補充營養、抗生素加上物理治療亦減低了肺部感染，防止氣管閉塞。」他說，幸好藥物可以對基因缺陷引致的損壞氯離子通道產生矯正反應，沒有副作用。雖然現在的小分子藥物只能治療一小部分的病人，但隨着科研進步，新的藥物不斷產生，相信不久更多病人可以康復得更好。 贏得專利 視作心中富 這些致病基因的訊息，可以用作測試胎兒，及早得知基因是否有缺陷，那便意味着對生育的抉擇，母親可以墮胎；這涉及利用基因測試，呈現倫理及道德問題。「我希望發現這基因不只是用於測試，而是可用專利去做有效治療；我沒有能力去發展治療，所以只能從旁協助其他專家；我則繼續在遺傳學的領域鑽研。」是什麼推動他鍥而不捨去做科研呢？徐立之堅持：認知真相，為他人救命。 一般認為，專利涉及技術。找出致病基因，何以是一個專利？「發現客觀存在的，不是專利；發明前所未有而具實用性的，才是專利。以煤碳為例：找出煤碳的存在，是發現；找出煤碳燃燒後可生熱，便是發明，可以申請專利。」 「我們做出的科研結果可作基因測試，去篩選藥物，找出治療方法，因而能享受專利的成果。」徐教授1989年發現致病基因的奧秘，估計20多年來專利費共獲上億港元。他說，當年有三個實驗室合夥研究，扣除成本及回饋當年支持研究的基金會後，他領導的小組作為主要貢獻者，獲享一半，其中三分之一給自己，其餘的給實驗室同事。現在他的一份已累計超過1,000萬港元，一直存放在多倫多病童醫院，並最近決定用以成立獎學金。科研一旦獲成功應用，能轉化為藥物或產品，這如同印銀子？他說：「專利是有時限的啊!」至今他仍每季收到專利費報告，能享受多久呢？徐立之不太在意的說：「我不知道。」他認為，救人所得的喜悅，大大於實際經濟收益。 以「煲飯」論科學 科學家做實驗，一步一腳印，欲速則不達。徐立之在求學時導師給予他充分空間去做科研，所以他特別感恩。 「我希望社會各界對科研都有點耐性。研究資助機構不要經常審查項目成果，亦請政府官員、UGC以及立法會議員相信院校的完善機制，不必要經常向院校提問、審查，令院校因而很花人手去處理。我總覺得香港大學教務處大概有一半的人手是負責處理各種審查及回答提問的，他們變成着力於報告，資源易陷於錯配，做不了實事來。」徐立之對官僚行政，有所抱怨。 徐教授以「煲飯」論科研，強調要耐心靜候成果的誕生。他懂得煮飯，最愛以煲飯論說：「煲飯不宜經常打開飯蓋看，如果相信這系統，飯有泡出，你便收細火慢慢等收水；否則一味去打開蓋，用筷子搞下，就煑極都唔會熟!」 他又比喻教育與科研如同「食飯」，是社會必需品，不只是產業這簡單，不能過於急功近利。「香港這個商業社會，要求快速回報，以致創新、創業的人難有生存空間。」徐立之鼓勵年輕人抱着滿腔熱誠與信念，按步就班去做科學研究。「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是其探索之道。科學家看到小小的東西，便聯想到背後的大問題。徐立之能耐心觀察，掌握鑄造科研成功的奧秘。 科學頭腦 不擅政治 科學熱愛探索生命，政治與行政，繁雜瑣事，並非他那杯茶。2002-2014年他就任香港大學校長，談及中國副總理李克強來訪引起的「八一八風波」，他自嘲「拙於詞令」，不幸在爭議聲中離任。徐立之被傳媒指缺乏政治敏感度，是個不會說謊的老實人。他認為，社會爭議多，人與人之間應多點包容。 徐教授主張給予學生探索空間，不要施以太大考核壓力。面對商界要求急速回報，他呼籲社會一旦提供資金，應容許年輕人有創業失敗的空間。對於空間感的重視，徐立之連挑選辦公室傢俬都要講究。他說：「辦公室地方少，書桌不能低，沙發與茶几可矮小一些，令室內享有較大的視野空間。」 可見，徐立之崇尚的空間感，乃面對教育、創業、生活環境、待人處事的方方面面，跟其科學家耐心探索的廣闊心胸，不謀而合。 科學家做模特兒 徐立之看着自己的照片，一張一張的翻看，彷彿也在研究生命的軌跡，說道：「你看，我中五還是瘦削男孩，中六便生長發育，強壯起來。」如今走在路上的他，胖胖的，穿上西裝、頂着肚腩子，肩負背包，裝束突破了傳統，新一代或覺這很潮。鮮為人知的是，徐立之做過模特兒。他說：「當年在加拿大做一模特兒，是為支持他遺傳病研究的NGO籌款，所以樂於一試。」 徐立之為人寬容，對待學術一絲不苟，嚴謹不苛。據報導，他向研究生的謹密提問可迫得對方哭起來。徐立之發表了超過300篇經同行評審的科學論文及65篇受邀文章。他的傑出成就為其帶來許多國家級奬項及國際榮譽，包括：加拿大皇家學會院士、倫敦皇家學會院士、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加拿大醫學殿堂榜的桂冠學人，以及最近更被推選為港科院創院院長。 出生於上海，成長於香港，深造於美國，成就於加國。徐立之把其畢生科研的精粹，最終投放於香港；以其科學家的智慧，剖析出香港科研落後的缺陷基因，並提出解決之道，冀望香港能急起直追，成功在望。 文章原載《今日中國》3月號，封面人物，本社獲授權轉載。 下文：徐立之為香港科研開方下藥 […]
近年有機會看到香港中學裏面有不少出色的科學研究和創新，接近大學研究院的水平，但是這些學生，卻並不一定理科考試成績出眾，有些幾乎肯定進不了大學念理科。我們的考試，也許在無意之中，埋沒了許多才能。
撰文：廖美香（資深傳媒人） 徐立之家族三代輩出豪傑：祖父是商人，父親是文人，徐立之是科學家。 祖父徐少波原籍山東，南來杭州做生意，當年富裕顯達，獨家代理美國靛青顏料、經營冰糖生意、布廠、綢莊、錢莊、染織廠，又是知味觀合夥人，該餐館現已成連鎖店聞名杭州。父親徐正旅（原名秋華、別號不孤），師從多位國畫大師，是個不折不扣的文人，擅於繪畫、書法、文學、京戲、吟詩作對、無一不精；他精熟小楷，其書法造詣比印刷字體更端正美觀，曾為沙孟海推薦為蔣介石宗譜的纂修人員之一。徐立之沒有遺傳上兩代的商界、文人基因，自闢蹊徑，成為國際著名的遺傳學權威，令香港科學界引以為傲。 生長在富貴人家的徐正旅，解放後50年代初，他只帶兩元，拖着兩歲大的兒子立之，從內地來港——可能從來沒想過定居香港，所以70年代中成立「杭州同鄉會」時，也加進了「旅港」兩字。父親到港後得到不少朋友幫忙，為了生計，從文書到推銷經紀，做了不少的行業。徐立之在遺物中找到當年父親被友邦人壽保險解僱的一封信；他說大概是父親文人不擅推銷，只做親友生意，廣東話又不靈光，無法開拓，所以被炒掉了。 幼年顛沛流離 徐立之1950年12月21日出生於上海。徐家來港時可說是過着顛沛流離的日子，亦曾寄人籬下，住過北角、鑽石山大磡村，雖然家庭不是十分貧窮，但生活也算是艱苦。後來一家七口租住牛池灣啟德大廈一個小房間，相當侷促。徐立之父親在港工作，母親及妹妹更一度折返內地，居住了近一年半後再次回港全家重聚。由於居無定所，小時候的徐立之，念了四所小學。 現在青年人很難想像當年念書的艱辛。「最初來港，父親外出工作，把立之放在有如日托的學店，在一房間裏一至三年級學生一起上課，小息時須把枱子挪移一邊，騰出空間才可有地方讓學生玩。不過父親始終認為讀書重要，把立之送進大坑道上的真光小學——私立學校的學費相當貴，令窮困家境雪上加霜。之後搬去鑽石山大磡村，為了念免費的教會學校恩光小學，他跑到牛池灣，原本應念小二下學期的，但沒有名額，只好念小三，每天付五仙坐無牌小巴，踎着大板凳赴他區上學去。念了半個學期，到了小四，該校改建，又到佐敦谷徙置區一棟七層大廈地面的庇護十二小學分校，也是免費的教會學校。」 當年能念畢小學已不錯，能念中學更是了不得的事。他說，1962年年小學畢業，參與第二屆升中試，一班45人，上午班派22人去考，只有7人考上中學；下午班有45人，派7人去考，只有1人考上中學。當年資源非常有限，徐立之小學走讀了四間，考上中學也要奔波走讀。教育官推薦他就讀於巴富街一間新的中學，但並未建好校舍，先後借用九龍工業中學、福華街實用中學。「我們上午在人家的校舍上課，下午交還原校學生上堂。念了三年，至中四巴富街校舍才正式落成使用。」後來他畢業後，該中學由街名升格為地區名稱，由巴富街正名為何文田官立中學，徐立之是第三屆學生。 現在人人用手提電話很平常，當年打電話要問人借用的。小學畢業後四年，即1966年，好不容易才聯絡到當年的同學們，一起去梅窩旅行。他的小學同學看來都很成熟，其實有的小四入學時已有20歲。1967年，他會考取得2A4C，生物及英文拿A。1968年參加香港中文大學入學考試，由於生物科成績優秀，獲新亞書院取錄，念生物系。1972年取得學士學位。 不愛背書 寧要智慧 徐立之小小年紀便戴眼鏡，他笑說：「並非勤力念書所致，最不愛記誦，不愛看電影，但喜歡看電視紀錄片。」叫徐立之看科學文章可以，不能背出來，但擅於理解與推理，可以細緻解釋事物。「最怕念中國歷史，那年那位諸侯在那裏殺掉那位諸侯，怎背呀？應從中悟到甚麼教訓便可。我不要知識，要智識，亦即智慧。」作為遺傳學專家，徐立之深明生物多樣性，遺傳基因人人不同。他說：「教育主要是給同學學以致用，不應叫同學死背書。」 中學時期，徐立之曾嚐考試100分的滋味，不是生物科，而是幾何。「我的三維思考、幾何概念不錯；但念到中三便沒有該科了。從此不再得過100分。」他顯得有點遺憾似的。 「我對生命現象有感覺，但生物也要背很多名詞，可以說是理科中的文科。要分類等級包括：界、門、綱、目、科、屬、種，那些無脊椎動物的名詞很多，很難記呀!」徐立之不擅背誦，大學只獲三級榮譽畢業，不符合念碩士的資格，卻幸得留美回港的麥繼強教授破格收錄。「我念大學時，生物學成績其實不比化學好；尤其是化學實驗課，老師仍未講解完畢，我已把實驗儀器裝置妥，效率高、動作快而準，成果自然好，得分又高。女同學都喜歡跟我同組，因我做實驗一定成功，她們只需花時間看守着等候化學反應和結果，我卻可以溜去打球。」他說：「我大一暑假協助老師抄鋼版筆記，以便印製講義，同學們能背誦筆記的都考得好成績，我則幾乎不合格，令老師大跌眼鏡。」徐立之僥倖以備取身份，獲麥老師收錄在中大繼續念碩士。 碩士畢業後很想出國留學，曾寄出50封信，只有三間大學願意收錄，卻沒有提供助學金。當年美國匹茲堡大學物理生物學泰斗何潛教授在港講課，並與研究生談話，徐立之的自我介紹和研究成果吸引到他的注意，後更得其穿針引線，成功到美國匹茨堡大學繼續深造，師承DNA之父James Watson閉門學生Roger Hendrix。1979年取得博士學位後，徐立之原本打算回港任教，但在港大與中大均未能取得教席。後來到美國田納西州做癌症研究，但因堅持自己前沿的研究方法，幾乎跟上級鬧翻了。在機緣巧合之下，1981年到加拿大多倫多病童醫院工作，漸漸建立遺傳學權威的地位。 不愛行政 但得人緣 徐立之喜歡觀察生物世界，對生物的構造、生命特別有感受。小時候他住在大磡村，愛在大觀園農場捉蝌蚪、玩昆蟲；念到蝴蝶生命史，他則繪畫出其卵、幼蟲、蛹、成蟲的生命周期。中學時他參加過科學展覽。大學時又愛搜集標本。徐立之的個性，平實而聰穎，孜孜不倦去做實驗，又愛分享，廣得人心，具備了做科學家的條件。 「中學時沒有做過領袖生，但我愛圖案設計，校內比賽屢得首獎。有一次校長叫我到辦公室，為了慶祝聖誕節，給了我30元任由布置禮堂。我召集同學一起買縐紙、汽球材料去做，大家合作很好。大學一年班獲選為班代表，又做過系會主席，搞過不少活動。一年一度大露營，100多人，租營幕，帶食物，生火，煮吃，連人家不做的燒飯雜務，我都做。」 徐立之正直勤快，同學們都肯聽從他的。他不愛指揮人家去做，沒想過邀功，願意親力親為，大家互助合作，總能把事情辦妥。徐立之領導團隊的信心漸漸建立起來。「做科學家需要分享，不是要別人服從，而是大家團結去做實驗，組成大聯盟。我不愛行政，自己認識人多就負責統籌，很多行政人員幫助我。」徐組織團隊很有凝聚力，尤似一顆磁石，得到各方支持。「他在多倫多病童醫院的實驗室有20多人，算是規模不錯，實驗室面積只有2,000方呎，但已是別人的四倍，感到不好意思了。他的一位學生繼承了他的實驗室，現在擴充至40,000方呎，是之前的20倍！」 （請按下一頁繼續閱讀）
質數和數論「無用」的狀況持續了幾千年。話說20世紀上半葉的戰亂時期，一個數學家被誤以為間諜而捉去處決，他連忙拿出跟一位知名數學家合作的數論文章，證明自己只是個研究「無用之物」的無辜學者，方才避過一劫。他事後笑稱，這大概是數論在現實生活中的唯一應用！
假如老師在課堂上就用了這些方法，爸爸媽媽和孩子在家時就可以一起玩遊戲、閱讀和講故事了。老師們，可行嗎？
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
學校教導學生尊師重道，以老師作為學生的學習榜樣，設立「榜樣就在身邊」的活動，標榜老師的工作及其貢獻。這是一個不錯的做法，既可嘉許盡心盡力教學的老師，亦可為學生樹立學習榜樣，更教導學生尊重師長，承傳中國傳統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