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通，百理明，只要明白基本的物理原則，遇到各種情況都可融會貫通。
當時我很奇怪，我的課文出了什麼亂子呢？原來家長投訴我故事中有一個「放屁」的情節。事隔多年了，如今重新提起，是真的希望我們的中文科課文有點改變。就請大家來評評理吧。
種瓜可得瓜，這道理至為明顯，反對的人不會多；但現時社會上參與討論的人，不少卻盼望種瓜不只得瓜，還可得豆！椽木求魚，自然不可得也。
真正的成功校長，做得這項專業，總得通過專業的考驗，因為他們扮演的是專業者的把關角色。
隨年月所積存的情感因素，致使年長有經驗的人緬懷過往的知識、所積累的經驗、更在後輩面前有些優越感等，這種心態現在反倒而成為我們與時並進的一種無形阻力，或許是負累及包袱。
學生經過修改飛機的相關部位後再試飛，如是者學生就能跨學科去解決方案，這就是「闖出教室」與別不同的教學方法。
一些年青人行事時候只想到自己的願望而未有周詳的考慮；又或是他們心中只想着個人的願望而凌架其他一切事項。
若能巧妙地運用國際評鑑結果，配合國家評鑑及校本評估的數據，加上教師、學者及政策制定者的協作及參與，國際評鑑將是驅動教育改革及教學改進的有力工具。
學生將來要進入的那個社會，一定不會只有某一種和他們相同 Banding 相同的品性的人存在。因此學生如果能和不同於自己能力品性的同學一起學習，不但有助他們日後和他人相處，更可以從彼此的不同之中，學習他人的優點，改善自己的不足。
再進一步，人類的生活，並不限於就業或者工作，他們還有家庭生活、文化生活、餘暇生活、政治生活、靈性生活等等。那就在進一步超出「教育為了就業」的範疇了。
那麼誰是敬陪末座，較少人投票的？答案是「尊重守法」。
正如著名台灣歷史學家許倬雲教授曾指出，本來是馬拉車，而現在改為車拉馬。這都是令人擔憂的改變方向，社會領袖和高等教育工作者必須經常作出反省。
你可曾想到，暑期作業會是要求小朋友在草地上睡覺？赤着腳在火熱的路上走？在海邊扔石頭？到山林中聽鳥聲？
在一九三八年，還未獨裁的毛澤東在孫先生逝世十三周年，在延安舉行紀念大會上指出孫先生是「愈挫愈奮，不屈不撓，再接再厲，當多少追隨者在困難及誘惑前表現了灰心喪志乃至投降變節的時候，孫先生總是堅定的。」
筆者總覺得，當局及社會人士太重視科技創新，而少留意文創。
研究證普教中無助學中文，本沒有甚麼值得驚奇之處。令人驚奇的，政治考慮可以肆無忌憚的凌駕教育，而且是由「教育局」來推動，由不少學校的決策者來和應，由無辜的學子來默默承受。
為了完成冗長的新高中課程，不少本地學校在長假期間安排補課，這個「需要」受到不少家長的支持。而國際學校的家長卻很重視假期，常在長假期與孩子外遊或回祖家度假，有時為了配合家長的假期或工作需要，更會請假提前離港。如學校在長假安排補課，相信會收到不少投訴。
他們認為，搞課外活動主要是為了提高學生的知識和技能。我對這觀點有很大的保留。我們可以嘗試從另一個角度思考一下這個問題。英文有一句諺語：All work and no play makes Jack a dull boy. 你有沒有見過這樣的學生？
記得回歸初期，施政者不斷強調雙城記（新加坡與香港），三城論（新加坡、上海與香港），經常把新加坡、上海與香港作出比較，當時的數據分析顯示，我們的整體競爭力比今天為高，今天，我們怎麼了？
「我如果收你的孩子入學，我就一定會盡力把他/她教好！」
讓每一個孩子都有進步，讓每一名學生都能成長，就是中小學教育的價值，也是中小學教育的責任。
不可小看成功經驗的提升，它可以告訴教育界和社會，改變應試文化，不是純粹一種理想，也不是空談，而是在我們身邊，可以發生的，而且已經發生了。
不可小看成功經驗的提升，它可以告訴教育界和社會，改變應試文化，不是純粹一種理想，也不是空談，而是在我們身邊，可以發生的，而且已經發生了。
當魯濱遜獨自一人在孤島上時，他的決策很簡單，就是做最能達到自己目標的事情。但問題是當有兩個或以上的人同時行動，且會互相影響，而我不知道你會做什麼，你也不知道我會做什麼，我們怎麼知道什麼行動最能達到自己的目標呢？博弈論就是研究理性人的互動決策的學問。
傳統教育課程都是離不開五育範疇，五育以德育為首；然而歷來也是最為人詬病，日常學校的教學時間都傾斜於學科教育上，而德育似乎最容易為人忽略！
愉快應該從苦功中獲取，不會從逸樂中得到。
我們要的是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靖世太平。
最後，陳校長竟然邀請了她的一位家長駛私家車由玉林直接把我送到深圳黃崗口岸，車程長達五小時，家長也很樂意，家教一心，難能可貴，值得我好好學習。
家長不能夠用強硬的方法來迫令他們學習，這只會讓他們更加抗拒，造成反效果，同時需要因應子女進度而調節，避免太過急進地刺探別人心理，而產生不良影響。
經過八年的運作，協會已趨於成熟，它應該可以作進一步的發展了。於是我請幹事會考慮向小學進軍。次年，協會成立小學支部，開始招收小學會員。再過一年，協會在九龍童軍總會的酒店舉行十周年慶祝會，由李越挺、何子樑和我主禮。半年後，我便離開了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