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先生以「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理念改革北大。93年前的今天，恰巧就是他離開北大的日子。他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他的風骨，不時提醒我作為教育工作者的使命。
有人認為中小學的通識教育應教授「民主、自由、人權」等方面的知識，這我是反對的。因為這些具政治性和意識形態及哲理性很強的概念性的東西，中小學生並不容易理解和掌握。
大家必須提高心理素質，調節自己的心理狀態，學懂駕馭互聯網，成為網絡世界的主人，便能從中得益，而不是成為網絡世界的奴隸。
為應付人口老化帶來的挑戰，公開大學正開展一項新的校園發展計劃，興建香港公開大學賽馬會健康護理學院，預計明年落成啟用，培育健康護理專才，回應社會需求。
我們曾經從我們父母和老師承傳了一個充滿希望的香港，我們有責任和青年人共建一個更美好的香港。
可能是東西方對教育的觀念的不同，結果在架設課程、發展教育、甚在訂定教育目標也出現了很大的落差！兩種觀念聚在一起，就會有平衡的問題，沒有平衡點的體系終究會左搖右擺。
過分簡單將社會問題歸咎教育，或歸咎某一高中科目，如果出現誤判，錯怪教育界，不但打擊正在發揮正能量的老師士氣，也有可能被偏鋒分子利用，引發另一社會爭議，攻擊現任政府。
筆者努力嘗試設計不同的評估方式，讓中學生、大學生和研究生把評估視為學習的一個過程，為未來人生可能面對不同的考驗作準備。
在日常工作中，國際學校的教師享有較本地學校較大的自主權，同時也負有更大的責任。
香港醫學界近年要忙於向市民表達政治立場，敵我劃界，久而久之，根本無暇本科的專業發展？
學校裏面的課外活動，其實都是總體性的學習，也是最有效的學習。我們說課外活動可以培養領導能力、組織能力、決策能力、解難能力等等。
霍師的課是一種一種啟示，用英語說是insight，insight可帶出疑問；疑問可促成頓悟。
我們有沒有認真反思孩子們的福祉？我們有沒有放下身段去聆聽一下，問候一下在我們身旁的孩子們，他們覺得快樂嗎？面對今天這個局面，我們每一個香港人都有責任反省的。
今天年輕人的表現，是否與他們在成長期所經歷的遭遇，無不令他們感到社會欠缺公義，成年人長期忽視他們的訴求有關？
文言文就好比進入古典文化世界的津樑，這津樑是要靠教師來建造的。教師自己不濟，津樑無法建成，對後學就是損失。
如果我們只盯着學生是否獲得了這樣或那樣的大獎，是否考上了清華、北大或哈佛、耶魯（甚至為此目的而不擇手段地挖別人的優生），而忽略了培養了無數善良、勤勞、富有智慧的普通勞動者，這是教育的悲哀！
理大校董會於2019年3月宣布委任滕教授為理大新校長，任期由2019年7月1日開始，為期五年。
筆者在思考這類STEM活動的課程拓展時，想及有兩個發展方向，都是從其「硬件屬性」出發。其一主要是如何從玩具角度，加入專屬知識和技能，轉化為一種能力比試評估的工具。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時裝及形象設計學系畢業同學，在將軍澳PopCorn商場擺設以“Fashion Solutions”為題的展覽，讓同學發揮創意，以所學的為社會提供他們的見解。
標準答案可怕之處，在於它限制了創意。沒有啟發性的教育方式，我們還能用嗎？
我愛跑步，但不愛跑跑步機，只會在戶外跑，不願意自己像倉鼠般在運輸帶上跑，對我來說是挺傻，挺可悲的行為。我最愛在街上跑，因為很實在，有上坡，也有落斜。
獅子山下、東江水流，內地與香港從來都是息息相關、密不可分，過去、現在與未來都如是。
下一代要是不寫字，可能引起文字的總體衰退，中國文字所包含的豐富文化元素，長久下去，就會喪失殆盡。那對中華文化將是滅絕性的大災難。
張炳良教授及莫家豪教授攜手計劃，為教院實現「教育為本、超越教育」的理念，發展教育相關學科，驅使教院踏上轉型之路。
立德樹人，是我們教育工作者的根本任務，而文化的傳承與開拓更是我們文化人的時代大使命。
教育資源是粵港澳大灣區最重要的優勢之一。四名嘉賓皆以培育創科人才為發展目標，在研討會上分享對於高校的教學和營運方針之看法，以及與企業之間的合作模式。
王力《請客》的吸引力，多少就是來自它的文白夾雜，用詞典雅，這就不能說是缺點而是優點了。當然以上都屬於文學技巧的範疇，真正引人重視的，還需要文章有充實的內容。
家長和社區關係透過對學校的聯繫、尊重、信任、認同和重視，深深地融入學校的架構，類似在商業世界中塑造品牌的過程。在商業領域，建立品牌的過程不單是一個企業的內部發展，還需要建立與客戶或顧客的聯繫。
張仁良教授說：「關係是要建立出來的，師生之間並非單向發展，應該要有互動。」
對內地生而言，DSE吸引力頗大。相對於AL、AP、IB等國際課程與考試程度，DSE是唯一可用中文應考主要科及選修科的國際認受性強的考試，讓內地生免除用英語應考的阻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