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是外在於妳的東西，是材料、工具，是可以量化的知道；必須讓知識進入人的誰知本體，滲透他的生活與行為，才能稱之為素養。
我們作為教育工作者，作為家長，不得不留意這種變化。要青少年純粹乖乖地埋頭啃書本，也許與時代脫節了。大學收生也須要考慮這個因素。
學生們讀不上大學，要承受家長老師一種不言說的冷漠，似乎我們完全不為他們未來謀生做一點準備，只是在分數裏頭混日子。
如果有條巴士線能穿梭於公家資助大學或私營大學，方便不同大學的學生交流，方便市民參與較為偏遠的大學活動。
我認為管理好簡單，就是要vision（視野）、execution（執行）同communication（溝通）。
浸大校長錢大康指出，聚焦三大研究領域和透過「人才100」計劃增聘人手，重點在於聘請全球最好的教授，來幫助浸大開拓跨學科領域的教學。
一國兩制的構想可能來自周朝平定不同方域時會讓方域的牧師自行管理自己的地方的翻版，對一些心存西方民主思想的香港人來說，共產主義總是聽不入耳。
每家大學都有不同的風格、傳統，或某些優秀的學科。以幾個硬指標在一個排名榜上分高低，必然出現諸多漏洞，難令人信服。
理大將於12月2日和3日舉辦開放日，慶祝理大80周年校慶。市民除了看到理大科研成果外，公眾更可參與活動，感受理大校園氣氛。
研究經濟學的收益包括兩點：一、了解經濟現象和二、幫助制定良好的經濟政策，為國家與世界造福。
香港有5家世界排名前列的大學，而內地大學的科研、教學與管理水平仍有一段距離。既然我們的大學有如此優勢，究竟在大灣區如何有更好的發揮？
中國也有少數民族的優惠政策。以前說的「老、少、邊、窮」，其中的「少」，就是少數民族地區。除了財政補助以外，近年扶貧的政策，正在迅速轉向發展經濟，例如鼓勵發展旅遊，因而發展民宿、農家樂。
所謂大學排名榜，只可以作參考，不能只為在排名榜上爭取較高排名而被人牽着鼻子走。
到某地走一個「白鴿轉」 又如何開拓學生的國際視野？「旅行團」名義上是交流，不過是一大團人浩浩蕩蕩出外見世面，最終在於觀光罷了，又怎能令大學國際化？
何文匯教授學貫中西，在英國攻讀博士，在美國名牌大學任教，英文造詣不容置疑。他對英文學習的心得，來自在中學時期的扎實基礎，下了很多苦功，所以他反對一味愉快學習。
在知識的長河中，如果任何個人、組織或社會陷入落後與陳舊的泥淖中，勢必會被淘汰。
人的社會化是和同儕完成的，年輕人尤其易受到朋友影響。在求學時期，團體生活正好學習與人相處，幸運的話更可能遇見一輩子的好夥伴。
能夠在這樣的時代，竭盡所能領導中大，並為所有中大人服務，是我畢生最大的榮耀。
筆者曾任教本地大學多年，見盡幾間接受政府資助的大學高層不斷各出奇謀，務求令大學的排名不斷上升。
最近是各大大專院校的畢業典禮，畢業生穿禮袍，戴四方帽，整整齊齊地出席隆重的場合。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的畢業禮，原來十分簡單而莊重。
本港的大學和企業抓緊機遇，與內地大學和企業合作，運用科技研發和人才培育的優勢，幫助一帶一路國家的發展。
「社會變了！教育也要變！」這種基調，是當時經過接近一年關於「教育目的」的諮詢，收到超過4萬份意見書以後的主要結論。這次在莫斯科，卻還是不斷在思想上受到衝擊；以上的基調，也得到很大的充實。
楊潤雄期望，未來社會在討論教育議題時會回歸理性，有信心新政府能做到廣集民意，推行受市民歡迎的教育政策。
他半認真半打趣地說：「也有可能因為認為窮畢生精力也買不到樓，不如放手一搏，投身創業，反而締造意想不到的機會。」
陳一丹接受筆者訪問時解釋獎牌的設計意念：在一丹教育研究獎獎牌上，有一人閒坐在松樹下，靜心思考教育研究，而松樹結滿松籽，象徵研究的豐碩成果。
「教育2.1」於去年11月舉行過一次「大教育」的大型交流研討會，之後逐步形成「大教育平台」，參加的企業和機構愈來愈多，漸成風氣。
我十年來的一句老話：有份參與設計本地學制的官員，他們的子女在哪裏上學？如果九成在國際學校或外國，請不要驚訝。
陳繁昌指出，未來要有創業成功榜樣，家長便也不應逼小朋友讀「神科」，因為每個人心中的「神科」都不盡相同。
對年輕人來說，聶德權相信，最重要的是了解大灣區發展，親身體驗、交流、實習。
面對全球一體化，楊潤雄指出香港教育必須跟上國際，希望青年能有社會承擔、香港情懷、國家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