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圖片：2016年2月香港立法會補選，圖中為當選人楊岳橋。） 與內地一位精英談論香港與內地的問題，令人驚訝的是他把一切問題歸咎於共產黨，歸咎中國沒有民主，並且說美國制度最好。他的看法似乎與香港本土派無知青年同出一轍，分別可能是精英說得比較儒雅，加上多一些名詞，香港的青年則不加包裝，不懂得怎樣把共產黨、民主與美國連在一起來解釋內地的問題，提出解決的方法。不過，只要進一步問深一點的情況，便可發覺精英對共產黨、民主、美國等還是一知半解，與香港本土派青年的認知水平，只是50步與100步之差。 該精英是內地名大學畢業，屬高級專業人士，對他工作上的專業水平我不會懷疑。可是，在專業之外，卻知識貧乏又沒有自知之明，且提出他自以為是的見解。在專業方面，是絕對認同他的工作；可作為內地精英，又否定現行的制度，不求甚解地一味崇美。 在談話中我表示慨嘆，指1949年前赴英美留學的與改革開放後才赴英美留學的有着巨大差別，或許根源是1949年前赴英美留學的是帶着中國問題去，近2、30年去的卻只是鍍金，最好是變成美國人回國享受高薪厚祿、特殊待遇。或許更深的根源是1949年前的中國大學與近年中國的大學不同，教育的取向、內容與效果均有差異，結果現在大學培養出來的精英變成高分低能，不懂世事，卻自以為明白一切，中國要依他們的片面理解來改革。 希望這位精英是例外，否則，內地的政治和發展問題會比香港的情況更嚴重！ 立法會選舉混戰一場 九月的立法會選舉將會是混戰一場，不但多了公開或不公開的港獨分子參選，激進派亦會有更多人出來競選。泛民正在新老更替，建制派則是老退不下、新的爭出頭爭得不亦樂乎。回歸後立法會選舉的老面孔大部分會離去，可惜新面孔或半新面孔的，很難令人記得住他們的名字，也不知有甚麼表現，只知已在立法會內的，不是拉布便是流會；現時在立法會外的，亦難保入立法會後不會也是拉布與流會。 不論建制、泛民和激進派，現屆立法會的表現是沒有作為和反對作為。新一屆我不相信港獨分子可以憑選票入會，結果還是建制、泛民與激進派三分。就算建制可維持現時的多數議席，在泛民、激進派拉布破壞下，並沒有能力使立法會回復正常運作。 假若只是個別議席、票數變化而沒有根本性的轉變，九月後新一屆立法會相信仍然是沒有作為和反對作為，政府運作將被癱瘓；如果激進派議員數目增加，癱瘓政府的行動肯定會加劇。而在立法會外，未必會有佔中一類大規模行動，立法會內幾個激進派議員便可以破壞政府運作，效果一樣，付出的成本更低。 九月立法會選舉後，最大的政治問題是：如果立法會的運作仍然與今屆一樣，甚至變本加厲，香港社會、政府與中央政府會如何應對呢？抑或再拖幾個月，等待2017年特首選舉的結果？除非到時選出個激進派與泛民都支持的特首，否則的話，香港的政局會有改善嗎？ （封面圖片：亞新社）
前言 《收入與成本》是上一版《經濟解釋》卷二《供應的行為》的前半部，因為要把這半部獨立成書，《收入與成本》變為這一版《經濟解釋》的卷二。《供應》的下半部，取名《受價與覓價》，會是《經濟解釋》的卷三。整套《經濟解釋》會有四卷或五卷，殺到埋身再作打算。 九年多前寫《供應的行為》寫得太急，按期刊登時受到刊物版面的約束，不能自由發揮。這次大修，再沒有這樣的約束了。75歲了，還不盡量把自己多年所學寫下來，不會再有機會吧。所謂大修，其實大部分是重寫，寫得用心，寫得稱意，但也寫得累了。 決定把《供應》一分為二，有三個原因。其一是加進去的內容多，寫得太長，而我的經濟分析離不開真實世界，似淺實深，同學們不易消化，不能像小說那樣讀。太厚的書不好翻。其二是寫完《制度的費用》那章後，我突然發覺那是個很理想的可以稍事憩息的地方，好讓讀者能鬆弛一陣才攻下一卷。其三是如果不分割，寫到《供應》下半部我會不斷地擔心整卷太長，有所顧忌，感到縛手縛腳。 從本卷起，文內提到的卷號、章號、節號，皆以神州增訂版為準。希望有一天能把整套《經濟解釋》以一本精裝巨冊出版。但那只宜於收藏，放在書架上好看。說到閱讀，輕便的遠為優勝。 張五常 2010年12月 第三章第三節：漠視局限推斷失靈 我喜歡獨自思考，思想上喜歡事不關己，己不勞心。有時想到的跟前人有別，我會拿出刀來揮斬幾下。這些日子，為了對炎黃子孫的一點關心，事不關己有時也拿出刀來。 宏觀經濟的分析歷來是事不關己的。做學生時替一位宏觀教授改試卷，每卷收一美元，不難賺，教授提供的答案是老生常談，我不懂，爭議太多不是賺卷費之道。跟着選修布魯納（Karl Brunner）教的研究院宏觀經濟學。布魯納是我認識的邏輯最嚴謹的經濟學者。整個學期他只教一本剛出版的「宏觀」名著開頭的二十多頁，批評得同學們天旋地轉。我從布魯納學得的不是宏觀經濟，而是推理嚴謹的苛求。後來的博士試我無端端地考個第一。傳為佳話的是作為其中一個考官的阿爾欽，竟然看出我的宏觀方程式比變量多了一條！我在數學上的驚人「天賦」是從那時開始知名行內的（一笑）。 這裡提出的對宏觀經濟學的批評，跟我做學生時老師教的沒有多大關係。我是基於離開母校四十多年自己的尋尋覓覓，對均衡概念、租值消散、體制組織、交易費用等的掌握有了新的體會，然後回頭看自己當年所學的內容，認為不少地方需要修改。四十多年來，找真實世界的例子做解釋及驗證的工作，我差不多天天做，提供了修改前人之見的基礎。雖云一士諤諤，但心領神會，自覺舒暢，有點稼軒說的「恨古人不見」之感。 這些年不少同學要求我寫一本關於宏觀經濟學的書，用以填補《經濟解釋》——他們認為後者是「微觀」。我認為經濟學不應該有微、宏二觀之分，重點是能否解釋世事。我也認為複雜的理論不管用，局限轉變的調查是關鍵所在。局限可以簡化，也需要簡化，但不可以簡化得與真實世界脫了節。凡是牽涉到局限轉變的分析必定要從個人的選擇出發，所以一律是價格理論的範疇。這就帶到我要談的宏觀失誤的第三點了。 我要舉出三個我自己嘗試過的、從局限轉變的基礎來推斷「宏觀」現象的例子。這類「宏觀」性的推斷的局限指定通常比市場現象需要指定的來得複雜。 推斷中國會走的路 例子一，1981年我肯定地推斷中國會走向市場經濟的路，條件是我觀察到的、剛剛開始出現的局限轉變會繼續下去。那是我寫過的最詳盡的關於交易費用局限轉變的文章，以理論分析這轉變的第三節長達21頁（見《張五常英語論文選》629至650頁）。簡言之，我把廣泛的交易費用一分為二：制度運作的費用與改革制度的費用。看清楚了這兩項費用的相對轉變大勢，我推斷中國會走向市場經濟。這是比一般的宏觀現象更為「宏觀」的了。 當年文稿寄給朋友，反對這推斷的無數：舒爾茨來信譴責，說經濟學不能作這種推斷；貝克爾直說我錯；弗里德曼說我是世界上最樂觀的人。只有科斯同意我的推斷，可沒有說我的理論對。因為反對的朋友太多，該文延遲了一年才發表。鼓勵我發表的是巴澤爾：他不同意我的推斷，說是妙想天開，但他認為那寫理論的第三節是天才之筆，半點瑕疵也看不到，不發表可惜。這理論今天還沒有受到重視，反映着行內的朋友一般對交易費用的局限轉變的分析沒有興趣。 這例子可教同學的是：經濟學的推斷或推測永遠是假說，要指定驗證條件（test condition），而上文提到的交易費用的局限轉變就是驗證條件了。一定要可以觀察到，而又要假設這轉變會繼續，不會一下子倒轉過來。指定了的局限轉變，若再變要作別論。我當時認為中國面對的交易費用轉變的走勢是相當穩定的，但不是說沒有機會再變。科學上的推斷要基於驗證條件的穩定性。 推斷地球一體化 例子二，1991年蘇聯解體，該年12月在瑞典與弗里德曼相聚，我對他說地球將會有超過20億的窮人參與國際產出競爭，如果先進之邦不改革他們的經濟結構——例如福利制度、工會權力、勞工規例等不利於國際競爭的約束——將會遇到很大的麻煩。今天回顧，這推斷沒有錯，但不算推得精確。當時困擾着我的是先進之邦有樂觀的一面：國際廉價勞力的供應急升，可以賺大錢的，理論上是有資產與有知識的人，所以原則上先進之邦是有大利可圖的。是的，原則上，就是先進之邦的窮人也會因為窮國的興起及參與國際競爭而獲利。 這裡牽涉到的又是交易費用的問題。有多種交易費用可以嚴重地妨礙先進之邦在地球一體化的大轉變中獲得他們應得的甜頭，而這些交易費用的結構顯然非常複雜。尤其是那極為重要的訊息費用有多方面，深入的調查與衡量總要花上幾年工夫。我沒有作這調查，但深信，如果當時全面地考慮重要而又有關的交易費用，我會對今天的國際情況推斷得大為可觀。 同學們想想吧。中國開放改革後約十年蘇聯解體，帶動了東歐、印度、越南等地區搶着開放，參與國際競爭的貧困人口史無先例地暴升，代表着一項極為重要的局限轉變。這轉變明確而肯定，1991年看走回頭路的可能是零。是那麼重要的一項局限轉變，擺在眼前，是很大的一個人類前途的局限，也是宏得無可再宏的宏觀。然而，如果要以之推斷20年後的國際形勢將會怎樣，研究上我們還要經過千山萬水，還有很多局限約束——尤其是交易費用的約束——需要考查，就是馬虎地猜測一下也不容易。令人尷尬的是：國際競爭的廉價勞力暴升，明確而重要，先進之邦的經濟大師們怎可以視若無睹呢？ 這例子可教同學的是：不願意下重本考查交易（包括訊息）費用的局限，或猜測錯了，不能說經濟理論沒有用場，只是使用時成本太高罷了。宏觀分析的困難，不僅比較微妙的交易費用的轉變沒有顧及，就是有震撼性的勞力局限轉變，這門學問也懶得管。 推斷香港前途 例子三，1996年底我推斷香港會有十年以上的經濟不景，說明與九七回歸無關，理由是看清楚了內地與香港之間的相對工資的結構局限轉變，肯定的。當時，一方面我看到內地青年的知識增長非常快，比大家事前想像的快很多，那裡的優質學生開始明顯地比香港的優質學生勝了一籌，但工資只有香港的四至五分之一。另一方面，因為香港公務員的工資高，難以大幅下調，因而增加了市場的其他工資下調的頑固性。跟着是香港的綜援福利急升，我推斷香港歷來徘徊於百分之二左右的失業率會上升至百分之八（後來最高達百分之八點六）。 （請於下一頁繼續閱讀）
現在中國已經成為一個資本充裕的國家，國內到處是資金，中國還會像過去一樣需要香港嗎？
改革、發展、穩定，這應當是中國所追求的良性發展道路，但現在的情況是，發展越快，社會愈不穩定。
香港的會計業面臨的千頭萬緒處境，或多或少折射出香港的現況。
在演講時，由領隊的劉勁副院長帶動，大家開始自由發問。我也預先準備了在演講最後向他們請教五個經濟問題。現在把每個問題和他們的答案簡單陳述於後。
至於香港的政治活動會否使到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教授改變其觀感，更是極不可能之事。他們哪會知道香港發生過什麼？
自私自利會無疑給人類帶來好處，貿易會帶來好處。但是，自私自利會可以帶來互相殘殺，會帶來欺騙，就是人類的自私是可以毀滅自己的，這就是問題所在。
自私自利會無疑給人類帶來好處，貿易會帶來好處。但是，自私自利會可以帶來互相殘殺，會帶來欺騙，就是人類的自私是可以毀滅自己的，這就是問題所在。
金融臨界點不是完全決定於負債比率，不是如水100度就一定沸騰，什麼類型的國家負債達到什麼水平，就注定發生金融危機乃至風暴與海嘯，這與很多因素有關。
依靠信貸刺激，驅動經濟回暖，絕非長久之計。它令人擔憂中國經濟重返要素大量投入的粗放式增長老路，也必將為經濟長期增長埋下隱患。
香港的樓宇總存量已多過家庭總數。現在投資者不增持了，甚至可能減持，那未有樓的人就會有更多的機會置業，不一定要靠新供應。
歌手或樂隊利用眾籌來籌集錄製唱片的資金已不是新鮮事。外國出名的眾籌平台如 Kickstarter.com 裏有不少項目都與音樂有關，另外，不同的地方亦有一些專為音樂眾籌而設的平台。
中文摘要：坊間有不少論者開始憂慮中國經濟硬着陸，甚至質疑北京已難以控制經濟下行，我認為這些說法都無異於瞎子摸象，不見全相。事實上，中國正在經歷由舊經濟到新經濟的轉型，當中必然有風浪，但並不足以釀成危機。
香港是一個極度開放經濟體，對外圍經濟變化是相當敏感，以現時各大經濟體的疲態，今年香港經濟肯定冇運行。
兩元長者乘客優惠需政府撥款十億元，有人會問十億是多少錢？其實大家應想想它對社會有何實際幫助才是，甚至發現其效益是可以通過量度而得知的。
當我們展望未來十年的時候，洞察中國和世界經濟的六大趨勢，思考企業家精神的作用和企業家的責任，比單純預測更有價值。
美國人要重視社會基石，要建立國民間的盟約 covenants 彼此要互相貢獻，這是200多年來最大的危機，中國要有前車之鑑，發達經濟體可以如此演變，發展中國家要提供何種建議，才能將「新型大國關係」發展得好呢？
端視歐羅前景，還看德法兩岸國未來能否在政治、經濟及軍事上整合及強化其領導地位罷！
隨着人民幣匯率及利率波動減少，市場信心進一步增強，將促使更多境外央行增加人民幣外匯儲備，投資者也願意更多地持有人民幣資產，預計人民幣國際使用將會繼續增加，在所有貨幣支付的佔比也有望不斷上升。
不少經濟學家認為競爭法莫名其妙，上世紀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高斯曾這樣批評美國的反壟斷法：「加價法官說是壟斷，減價法官說是壓價，價格不高不低又說是合謀。」
究竟是一代不如一代呢，還是江山代有人才出？ 這是歷久不衰的爭論。尤其潮流興世代之爭，出來加一把咀的大不乏人。近兩年，青年政治新星不斷湧現，繼學民思潮的黃之鋒後，又有學聯的幾位大學生，近來則有立法會補選得到6萬多票的本土派梁天琦（按：他和我沒有血緣關係）——於是，不少人走出來意圖解釋這現象。 誰說年輕人為薪酬參政？ 經濟學界前輩說部分鼓吹港獨的「廢青」有人格障礙，我身邊沒有這方面的專業朋友，所以不能予以評論；亦有專為年輕人「起機」的行政會議成員兼立法會議員說年輕人是為區議員和立法會議員薪酬吸引而參政，更舉例指：「區議員薪酬是大學畢業生起薪點的兩、三倍。年輕人爭相從政，享受在鎂光燈下且合法成為民選議員，我能理解他們的興奮。」 年輕人真的為了薪酬而參政嗎？從經濟學的角度看，這是個供應的問題。我們要看的是，議席相對其他職業是否愈來愈吸引。 2008年至2012年間，大學畢業生的起薪點中位數幾乎沒有變過，相反立法會議員卻愈來愈尊貴，月薪由7萬元左右，升至8萬多元，升幅超過10%。另外，青少年（15至24歲）的失業率，在這幾年間都維持在10%以上。 雖然議席看似變得更吸引，但亞太研究所的研究助理替我翻查立法會資料，發現2008年和2012年當選的立法會議員平均年齡幾乎一樣（都是55歲），最年輕的議員都是32歲。而且，印象中這兩屆參選人士的平均年齡不是特別年輕（2012年的參選人士平均年齡約43歲，2008年的數據因時效問題已不能在政府網上找到，但從各政黨名單的組成來看，其平均年齡應不會與2012年有太大差別）——更吸引的薪酬並沒有令更多年輕人在2012年參政。在對年輕政治新星的需求沒有大變化的情況下，從供應的角度解釋年輕政治新星的湧現似乎有點牽強。 既然不是供應，那便是需求的問題。為什麼年輕的政治新星愈來愈受歡迎？是因為大家對舊有政黨固步自封十分不滿？還是如該雙料議員所言「社會流動性低、樓價卻持續高企」令年輕人不滿日增？這些問題我還是留給她的智庫努力研究吧。 原刊於《am730》，作者授權發表。 （圖片：亞新社）
政府於周一的扶貧委員會會議討論三項貧窮線修訂。 第一、將公屋福利納入住戶收入計算，並將這項福利設上限。 第二、加設一條以開支為基礎的貧窮線，以住戶開支中位數一半劃為分界，以辨別「收入貧窮，開支不貧窮」的住戶。 第三、加設一條扣除住屋開支後，住戶可動用收入中位數50%為新貧窮線以作比較。 雖然政府傾向接受第一項修訂，但由於涉及公屋福利轉移至住戶收入，變相將部份公屋戶技術性「脫貧」，引致基層出現不少反對聲音，認為政府企圖誇大扶貧力度或減低未來福利開支。 爭議難解 修訂終未通過 至於第二和第三項修訂則涉及不少技術性問題，例如住戶開支調查只是每五年進行一次難以為扶貧政策作出迅速的評核，而住戶開支也難以準確計算，可能引發更大爭議。因此，在扶貧委員會會議上，三項修訂均被大部份委員反對而最終未能通過。 其實，這次扶貧委員會的結果是可以預見，因為不少國家定下官方貧窮線後便很難作出大幅修改。以美國為例，其官方貧窮線是設於60年代初，至今仍為政府採用。雖然在2010年，美國統計處提出一個「補充貧窮量度方法」（Supplemental Poverty Measure，SPM）但其目的只是提供另一個量度貧窮觀點，希望能夠更適當地反映現時社會和經濟現實及政府政策。 筆者不是事後孔明，當官方貧窮線落實後，一旦提出修改，最大的問題並不是技術或理論，而是牽涉社會上不同層面的利益和政治角力，要修訂官方貧窮線，難度極高。現時唯一可行的方法是將三個修訂作為未來的 SPM，這可以減低社會對修訂的阻力。 應將家庭收入轉為等值收入 然而，筆者寫這篇文章的目的並不是聚焦以上三個修訂，而是對政府未能適當釐定官方貧窮線感到失望，尤其是沒有採用國際慣用方法，將「家庭收入」（household income）轉為「等值收入」（equivalised income）。 為甚麼要將家庭收入轉化為另一種收入？首先大家可以想想，一個四人家庭的需要是否等如兩個二人家庭的需要呢？答案肯定不是，因為透過經濟規模效應，四人家庭的需要是少於兩個二人家庭的需要。最佳的例子是從電力使用量來看，四個人在廳中一起看電視和兩個人做同樣事情根本沒有分別。因此，在計算貧窮線前，必須考慮規模效應的影響力。 另一個問題是，即使是相同家庭規模，家庭成員的結構可以不相同。例如，一個三個成年人家庭和一個三個未成人家庭在需求上肯定有明顯分別，但香港政府在計算貧窮線時是沒有考慮以上兩個問題，假設我們採用國際慣用方法解決這兩個問題，現時香港的貧窮線是高估了香港的貧窮情況。 最近筆者與本研究中心的高級研究員徐寬教授討論貧窮量度方法，教授提出可以考慮以「資產貧窮」（asset poverty），因為貧窮的基本概念是缺乏足夠資源（resources）支持基本生活，而資源可以包括儲蓄、投資、房地產、車輛、商業資本等等。假若單從家庭收入作為分析，這便很容易遇上以下情況：當一個人是沒有收入卻擁有不少資產，但仍然被分類為貧窮。要解決這個問題，可以從「資產貧窮」入手。 其實，量度資產貧窮已為美國、英國、西班牙、韓國等地所採用。作為富有地區的香港，類似的資產貧窮量度方法也可研究香港的貧窮情況，這可能較只是聚焦收入更能反映事實真相。 原文刊於《蘋果日報》，作者授權發表。 （圖片：亞新社）
今年1月中，索羅斯在世界經濟論壇中唱衰中國經濟，很多人猜測他此舉是為沽空人民幣造勢。倘若如此，三個月已經過去，人民幣不但沒貶，還緩緩升值，索羅斯可能已因錯誤判斷而中招，但我不知他炒賣多少，所以也不知他虧了多少。
同人唔同命，同場唔同價。夜場，男女收費不一；商場，大小租金有異。Ladies’ Night 優惠女士，為吸引人流到夜場消費；Anchor Store 優惠名店，為吸引人流到商場購物。
政府與地產商可倣效南韓建設東大門市場的方法，提供相對低價的展銷場地。香港院校已有不少設計系的畢業生與學生，若有場地，可供他們發揮才能，也可刺激香港沉悶的服裝零售業。
借助語言和地理優勢，今天斯里蘭卡有意發展首都科倫坡，打造成為杜拜及新加坡之間的南亞金融中心，支持一帶一路計劃，扮演印度洋海域的核心樞紐。……然而，話題之中，亦傳來驚人的一則，就是請求取消80億美元貸款，換取斯里蘭卡公司股份。
對於所謂的自願當娼，一個女子要走到這個地步，一定是有種種難言的苦況，也許是有經濟困難，也許是一時迷失，而嫖客利用她們的困境買春，這種乘人之危的行為，文明社會不應坐視不理。
2012年當地每十萬人有28.9人自殺，比例長期高踞世界第二。南韓人心中似乎十分愁苦。
傳媒做標題黨吸引讀者無可厚非，但所問非人加上胡亂分析誤導大眾之餘，也叫怕惹上官非的小商戶心驚膽顫。可悲的，是這種打擊奸商的報道有其市場。更可悲的，是敢言的專家學者大有人在，勇於作出一些「跨學科」的判斷。信奉權威的記者照單全收，好心做了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