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於周一的扶貧委員會會議討論三項貧窮線修訂。 第一、將公屋福利納入住戶收入計算，並將這項福利設上限。 第二、加設一條以開支為基礎的貧窮線，以住戶開支中位數一半劃為分界，以辨別「收入貧窮，開支不貧窮」的住戶。 第三、加設一條扣除住屋開支後，住戶可動用收入中位數50%為新貧窮線以作比較。 雖然政府傾向接受第一項修訂，但由於涉及公屋福利轉移至住戶收入，變相將部份公屋戶技術性「脫貧」，引致基層出現不少反對聲音，認為政府企圖誇大扶貧力度或減低未來福利開支。 爭議難解 修訂終未通過 至於第二和第三項修訂則涉及不少技術性問題，例如住戶開支調查只是每五年進行一次難以為扶貧政策作出迅速的評核，而住戶開支也難以準確計算，可能引發更大爭議。因此，在扶貧委員會會議上，三項修訂均被大部份委員反對而最終未能通過。 其實，這次扶貧委員會的結果是可以預見，因為不少國家定下官方貧窮線後便很難作出大幅修改。以美國為例，其官方貧窮線是設於60年代初，至今仍為政府採用。雖然在2010年，美國統計處提出一個「補充貧窮量度方法」（Supplemental Poverty Measure，SPM）但其目的只是提供另一個量度貧窮觀點，希望能夠更適當地反映現時社會和經濟現實及政府政策。 筆者不是事後孔明，當官方貧窮線落實後，一旦提出修改，最大的問題並不是技術或理論，而是牽涉社會上不同層面的利益和政治角力，要修訂官方貧窮線，難度極高。現時唯一可行的方法是將三個修訂作為未來的 SPM，這可以減低社會對修訂的阻力。 應將家庭收入轉為等值收入 然而，筆者寫這篇文章的目的並不是聚焦以上三個修訂，而是對政府未能適當釐定官方貧窮線感到失望，尤其是沒有採用國際慣用方法，將「家庭收入」（household income）轉為「等值收入」（equivalised income）。 為甚麼要將家庭收入轉化為另一種收入？首先大家可以想想，一個四人家庭的需要是否等如兩個二人家庭的需要呢？答案肯定不是，因為透過經濟規模效應，四人家庭的需要是少於兩個二人家庭的需要。最佳的例子是從電力使用量來看，四個人在廳中一起看電視和兩個人做同樣事情根本沒有分別。因此，在計算貧窮線前，必須考慮規模效應的影響力。 另一個問題是，即使是相同家庭規模，家庭成員的結構可以不相同。例如，一個三個成年人家庭和一個三個未成人家庭在需求上肯定有明顯分別，但香港政府在計算貧窮線時是沒有考慮以上兩個問題，假設我們採用國際慣用方法解決這兩個問題，現時香港的貧窮線是高估了香港的貧窮情況。 最近筆者與本研究中心的高級研究員徐寬教授討論貧窮量度方法，教授提出可以考慮以「資產貧窮」（asset poverty），因為貧窮的基本概念是缺乏足夠資源（resources）支持基本生活，而資源可以包括儲蓄、投資、房地產、車輛、商業資本等等。假若單從家庭收入作為分析，這便很容易遇上以下情況：當一個人是沒有收入卻擁有不少資產，但仍然被分類為貧窮。要解決這個問題，可以從「資產貧窮」入手。 其實，量度資產貧窮已為美國、英國、西班牙、韓國等地所採用。作為富有地區的香港，類似的資產貧窮量度方法也可研究香港的貧窮情況，這可能較只是聚焦收入更能反映事實真相。 原文刊於《蘋果日報》，作者授權發表。 （圖片：亞新社）
今年1月中，索羅斯在世界經濟論壇中唱衰中國經濟，很多人猜測他此舉是為沽空人民幣造勢。倘若如此，三個月已經過去，人民幣不但沒貶，還緩緩升值，索羅斯可能已因錯誤判斷而中招，但我不知他炒賣多少，所以也不知他虧了多少。
同人唔同命，同場唔同價。夜場，男女收費不一；商場，大小租金有異。Ladies’ Night 優惠女士，為吸引人流到夜場消費；Anchor Store 優惠名店，為吸引人流到商場購物。
政府與地產商可倣效南韓建設東大門市場的方法，提供相對低價的展銷場地。香港院校已有不少設計系的畢業生與學生，若有場地，可供他們發揮才能，也可刺激香港沉悶的服裝零售業。
借助語言和地理優勢，今天斯里蘭卡有意發展首都科倫坡，打造成為杜拜及新加坡之間的南亞金融中心，支持一帶一路計劃，扮演印度洋海域的核心樞紐。……然而，話題之中，亦傳來驚人的一則，就是請求取消80億美元貸款，換取斯里蘭卡公司股份。
對於所謂的自願當娼，一個女子要走到這個地步，一定是有種種難言的苦況，也許是有經濟困難，也許是一時迷失，而嫖客利用她們的困境買春，這種乘人之危的行為，文明社會不應坐視不理。
2012年當地每十萬人有28.9人自殺，比例長期高踞世界第二。南韓人心中似乎十分愁苦。
傳媒做標題黨吸引讀者無可厚非，但所問非人加上胡亂分析誤導大眾之餘，也叫怕惹上官非的小商戶心驚膽顫。可悲的，是這種打擊奸商的報道有其市場。更可悲的，是敢言的專家學者大有人在，勇於作出一些「跨學科」的判斷。信奉權威的記者照單全收，好心做了壞事。
香港求變有兩個方面，一是要定下方向、定位、戰略，並且要解釋，不是簡單地定出什麼中心、什麼產業便算數。另一方面，港人要自求多福，主動爭取。
請不要誤會筆者反對電動車的發展，在未來科技水平提升後，可以預見現有問題將會一步步解決或改善。
在貧民窟長大的黑人經濟學家索維爾（Thomas Sowell）嘆道：「黑人家庭熬過了幾個世紀的奴隸制和種族歧視，但卻因福利主義而土崩瓦解。」健全的家庭是人類社會的核心組織，也是兒童健康成長的重要支柱。拆散窮人的家庭，又怎能幫他們脫貧呢？
年青一代的悲觀心態並不純粹源於世代間的社經鴻溝。對成長於後現代紀元的新世代而言，他們這種悲觀心態也植根於其中的文化氣息。
市場開始出現美國將會在今年內掉頭減息的預期，認為聯儲局將會再次加入全球放水央行的大隊，走回重新推行量寬的路上。
粗放模式的經濟的特點，是「三高」和「三低」。「三高」指資金和原材料的高投入、能源的高消耗高排放（環境污染高）；「三低」指低質量、低創造（高仿造）、低效益。
年青一代的悲觀心態並不純粹源於世代間的社經鴻溝。對成長於後現代紀元的新世代而言，他們這種悲觀心態也植根於其中的文化氣息。
會否中國人特別容易滿足，容易被騙？也許吧，但這並不重要，因為只要他們挺滿意現狀，社會便能夠和諧穩定。
PPP 模式需要一系列改革為其護航，諸如放開市場准入，理順市政公用領域價格體系，完善財政專項轉移支付資金管理和預算管理，優化相關稅收政策，更重要的是提高政府治理水平。
金翅憤怒鳥，將對「香港因素」有政治及經濟兩大啟示作用。
今天中國面臨一些嚴重的經濟問題，就是 GDP 增長的速度降低。本文的目的，第一是分析問題發生的原因和提出解決問題的對策，第二是指出 GDP 短期波動的原因和對策與長期發展的不同。
筆者對整個社會的變化感到非常悲觀，一旦這種兩極化情況持續，香港便會像澳門一樣，想翻身真是難過登天。
筆者覺得人民幣債券仍有一定程度的投資價值，與人民幣定存比較，它亦算是較為高息的低風險產品。
一帶一路名單有65國之多。很多是經濟水平不高的國家。這類國家對中國的過剩產能類別相對經濟水平較高的國家自然有更大的興趣。但是中國如果向這類國家實施投資計劃，可能遇到比日本更棘手的問題
一帶一路名單有65國之多。很多是經濟水平不高的國家。這類國家對中國的過剩產能類別相對經濟水平較高的國家自然有更大的興趣。但是中國如果向這類國家實施投資計劃，可能遇到比日本更棘手的問題
某些條件下，死刑未必有阻嚇力，效果更可能剛好相反。例如，一個已殺了人的在逃兇犯是很危險的，他若被抓到便要面對死刑，但他就算再殺多人，同樣也是死刑，多殺一些人的邊際成本是零。倘若多殺人可助其逃脫，既然有好處，又不用額外付出成本，他們容易惡向膽邊生，自然會多殺人。
「如果你是創業家的話，就不要投訴沒有資金、不要投訴沒有人脈、不要投訴沒有資源。」他強調。
電子商貿帶來的暴發業務和需求增長可帶來新的經濟增長動力，但同時也會把一些舊有的經濟價值取代。
最明顯解釋是科技進步。
美國勞動市場現況是轉差，這亦是自2012年6月後首次勞動市場狀況指數的變動數值出現連續兩個月負數，以筆者的估計，除非這指數的走勢有好轉，否則，聯儲局是不會冒險加息的。
主要原因非常明顯——經濟學家一直充當着對社會改革建議「潑冷水」的角色，對那些改革者和慈善家而言，經濟學家帶來的只會是絕望。
經典自由主義在1980至2005年間再度復興：美國列根總統和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相繼登上政治舞台、鄧小平帶領中國對外開放、蘇聯及東歐地區的共產政權紛紛倒台。但自2008年大勢有變，經濟難題相繼湧現，且未能妥善解決。雖然美國率先嘗試以社會自由主義化解貧窮和不均，但始終未見成效；如今富裕國家面對經濟不均現象，卻又歸咎於經典自由主義。 浪漫主義的遺害 無論經典自由主義、社會自由主義，抑或社會民主主義，背後的自由和平等原則，是普世的道德價值和真理，人人適用，個人與國家的契約關係，則純粹基於人人平等自由的抽象概念演繹而成。家庭、社會、歷史、地域，甚至年齡和性別，以及其他一切與個人有關的聯繫，卻從來隻字不提，這正是啟蒙時代的特性。 這種普世的觀念，令自由主義在道德上別具跨越時空和地域的強大感染力。「佔領中環」運動策動之初，參加者力爭的也正是普世價值，不料及至運動尾聲，旺角街頭竟變成本土主義者洩憤的場所，這股怒火後來更蔓延至元朗及沙田。本土主義卻是與普世觀背道而馳的啊！ 18世紀後期，德國學者對啟蒙時代的種種觀念大表質疑；他們否定自由主義者所說可按平等自由原則，透過法制理順人類社會秩序，就如科學家所見的自然定律一般原理。 按規則安排人類社會的觀念，對側重歷史、傳統、社會的德國浪漫主義思想家來說，不但感到不以為然，而且對其中人類倫理道德與文化信念分家的主張更大為不滿。 德國浪漫主義思想家肆意破壞絕對真理存在且可發掘真知的觀念，我們現在聽到的所謂相對真理、民族中心真理、主觀真理，便是這一眾浪漫主義思想家留給歷史的遺產。存在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是浪漫主義在20世紀的繼承者，而主觀主義和非理性又在人類語錄中出現。 敵對僵局的生機 要是在同一屋簷下，彼此卻在語言和行為上不能溝通，會發生什麼事？ 當主觀主義、非理性、相對主義成為人類話語一部份，自由主義可還有生存空間？箇中挑戰實在非同小可，若缺乏絕對標準作為是非對錯的共通準繩，便須依靠互相容忍和體諒，而只有在對立雙方願意放棄彼此對抗和攻訐的情況下，這才有望成事，面對「極度多樣化的自由主義」則更須如此，到時人性亦將面臨重大考驗。 宗教、種族、文化糾紛關乎主觀信念，較難處理；資源運用不均造成社經紛爭，則相對容易化解，因只屬可透過妥善政策誘因去改變的客觀條件，。幸而宗教、種族、文化糾紛也涉及經濟層面，要解決有關問題，可先從較易處理的方面入手。 至於高度文明的香港社會，縱然政治糾紛日漸加劇，卻也不牽涉宗教、種族、文化根源的層面，而主要關乎中國對外開放及經濟全球化影響下釀成的社經惡果。有關問題實可化解，出路在於政府向反對派招手，讓雙方為未來發展達成共識，從過往經驗可見，由權力上層制訂施行的解決方案不會奏效。「極度多樣化的自由主義」一旦出現，自上而下的解決方案更將一敗塗地，歸根究底，分享權力方為上策。 原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圖片：Pixab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