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

一個國際金融中心不能建基在不穩定之上，但是香港的貧富差距就是社會不穩定根源。

一些惡名昭著的文革遺孽，一時竟成膜拜對象。這樣文革的流毒勢必繼續困擾中國社會。

打擊企業逃廢債，需要銀行監管部門、法院、公安、工商、稅務等多個部門形成合力，而這些部門工作的順利開展，都需要首先從斬斷政府任意干預之手開始，釐清政府和市場邊界，讓企業按照市場化原則開展重組，讓企業和銀行、債券投資者等債權人平等協商確定償債安排，減少法院判決執行的阻力，最終使得債權人損失最小化。

香港太過依賴金融業，所以往往當金融業發展不穩，股市亦受到震蕩。

波斯特教授列舉十種表達「付出」與「愛心」的方法：讚頌、傳承、寬恕、勇氣、幽默、尊重、慈悲、忠誠、傾聽、創造。這些方法能將感激化為人性化的行動：幫助別人以及自己成長，樂觀積極，提升生命，找到價值，感同身受等。   西方學者提出的十個「付出」方法，與星雲大師提倡的「捨得」與「三好」——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相互呼應。   我常說：自己讀的是經濟，關心的是教育，嚮往的是和平。只要懂得機會成本，「和平紅利」就是最好的教材。如果放棄戰爭，贏得和平，本來要花天文數字的軍費就可移作和平用途，產生西方人提倡的「和平紅利」（Peace Dividend）。引證艾森豪將軍當總統時的一段話，來說明「捨」戰爭，「得」和平是多麼重要：   「每一支造好的槍、每一艘下水的戰艦、每一枚發射的火箭，最後說來，都相當於對那些飢餓無糧者和寒冷無衣者的偷竊。窮兵黷武的世界，不僅只是消耗了錢財，也消耗了勞動者的汗水、科學家的才智，以及下一代的希望⋯⋯這絕不是我們應有的生活方式。」   「機會成本」與「捨得」提供世人二個珍貴的思路：理性決定與人性化選擇。   （封面圖片：Pixabay）

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是經濟領域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基本觀念。任何一個「機會」及「作為」都有「成本」及「代價」；「機會」掌握得好，「成本」就少；「作為」對，「回饋」自然就多。從這裏演繹出人類需做的各種理性選擇：如效率的提升，決策錯誤的減少，白吃午餐的避免。   18世紀下半葉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就是構建在機會成本、比較利益法則、一隻看不見的手等觀念上。20餘年來自從認識星雲大師後，常從他的著作與佛理的解釋中，發現有很多中外相通的道理；很好的一個例證就是「捨得」。   粗淺的解釋是：祇要有慾望，就患得失之心。經濟學就是研究如何以有限的資源來滿足無盡的慾望，因此必須要依靠邊際效用遞減，外部經濟、交易成本、理性預期等原則來做決定。   東西方相通的一個理念就是「捨得」。「捨得」就是「機會成本」的一個很好的詮釋及實踐。   「捨得」是一種機會的選擇，有捨才有得。捨是一種「減」，得是一種「加」。「捨」不一定是為了要「得」，但祇要捨，得就會自然而來。患得患失，人人有之，如果處理恰當，是一種理性的平衡，也是煩惱的解脫。   捨得與付出意義相近。五年前美國一位醫生也是科學家的波斯特（Stephen Post），任教於凱斯西儲大學寫了一本受人推崇的書，直譯的書名是「為什麼美好的事發生在好人身上？」，稍加引伸，書名就是「好人有好報」「捨就是得」。在他主持及其他多所大學所做的類似研究中發現：「選擇『付出』，會使人終生身心健康，這是有科學支持的忠告。」楊定一博士在中文序言中指出：無私的愛有益人類健康，他自己一直在資助及推廣這種研究。   對我們這個歷史悠久的文化古國而言，先人早就訓示後代子孫「好人有好報」。這種提示不再是迷信、神話或者善意的鼓勵！對默默在做好事，從不企求回報的好人，這樣的科學發現，似乎是無關緊要的；正如有人捐款不是為了抵稅；對另外那些做了好事的人，果真科學也證明會有好報。   （請按下一頁繼續閱讀）

政治不正確的另一解釋，是智力、樣貌等的遺傳，令成功的父母較高機會有成功的子女。講到尾，又係運氣。

現屆政府並沒有加大力度，推動優勢產業例如文化及創意產業和環保產業，令致香港缺乏新的經濟引擎，帶動香港經濟再次起飛。

按相同的受學年期及年齡的情況下，把單身男性及女性每小時的工資率作一比較，女性工資的增長較男性快亦極為明顯。1985至2000年期間，女性工資率平均較男性低4%，但隨後15年內（2001至2015年），女性工資率已平均高於男性1.2%。

美元計算，日本去年的名義 GDP 還比不上2008年金融海嘯的那一年，可見安倍晉三雖三箭齊發，但看樣子無一中的，箭箭皆空。

我認為現在缺乏對均衡匯率的認真討論，大家認為匯率應該貶值，但是沒有指出是因為人民幣被高估還是由於市場的壓力。

美元計算，日本去年的名義 GDP 還比不上2008年金融海嘯的那一年，可見安倍晉三雖三箭齊發，但看樣子無一中的，箭箭皆空。

我雖然有過痛苦的經驗，但並不打算完全否定有合作夥伴的好處。

中國的經濟態勢是近年最熱門的話題。從政治家到投資者，從經濟學者到普羅大眾，或在政壇亂噴口水，或從學術層面詳加論列，甚或作驚天預言，紛紛對中國的經濟前景發表看法，甚或採取行動。

既然趨勢不可違逆，全世界，包括中國自身，都需要在心理及行動上，為 L 型增長態勢做好準備。

我雖然有過痛苦的經驗，但並不打算完全否定有合作夥伴的好處。

中國的經濟態勢是近年最熱門的話題。從政治家到投資者，從經濟學者到普羅大眾，或在政壇亂噴口水，或從學術層面詳加論列，甚或作驚天預言，紛紛對中國的經濟前景發表看法，甚或採取行動。

免費午餐人人都想食，不過，現實是共享平台都需要揾食。

政府統計處於上周五公佈今年首季經濟增長為0.8%，是連續三季錄得增長放緩，反映本地的經濟動力正在減弱。   今年首季的經濟表現明顯差於預期，尤其是私人消費開支按年升幅只有1.1%，這是自2008、09年金融海嘯爆發後的新低，現時低迷的消費意欲的確令人憂慮，因為私人消費開支佔 GDP 超過六成，一旦市民持續減少消費，香港經濟增長肯定會被拖累，勞動市場也會隨着經濟轉差而惡化，隨之而來的便是失業率飆升。   究竟本地居民的消費支出會否顯著轉弱？答案可以從以下兩個數據找到。首先，從政府統計處的公開資料，本地居民於香港的按年消費支出變動百分率，在過去四季（2015年第二季至2016年第一季）分別為+6.2%、+3.3%、-1.7%和-0.3%。從以上數字來看，最近兩季本地居民於香港的消費支出竟然出現負增長，顯示在經濟不明朗因素不斷擴大下，本地居民的消費也變得非常審慎。     再者，今年首季的耐用品開支按年收縮竟然高達18.7%（附圖），遠較上年第四季的+1.1%為低，而這種收縮程度是90年代後期亞洲貨幣危機後最嚴重的。不少宏觀經濟學研究發現，耐用品開支是一個重要領先指標，例如，當經濟預期轉弱，耐用品消費便趨向下降，主要原因是消費者會選擇延遲部份消費，因此，耐用品便成一個合理的選擇。然而，耐用品消費出現強勁收縮肯定是一個凶兆，這可以側面反映消費者信心已大幅轉弱，甚至預視香港經濟在未來幾季會急劇惡化。   另一個經濟支柱──出口，也受制於外圍經濟持續疲弱。以貨品出口為例，其按年變化於過去四季已出現負增長，至於旅遊服務輸出更出現連續八季負增長，而今年首季按年收縮高達13.3%，反映訪港內地旅客人次不斷下降已嚴重影響本地旅遊業的收入。   現時香港經濟正面對內憂外患──內部消費疲弱和外圍經濟呆滯持續衝擊香港的出口表現，要在短期內翻身根本沒有可能。但最壞的是內地經濟似有再次轉差的趨勢。以最近公佈的4月份內地零售貨額按年上升10.1%，這是2015年4月後最低的增幅。此外，上月的新增貸款按年下挫21.5%，按月更收縮59.5%。這是否表示，中央已展開行動控制信貸增長，以達至內地經濟在未來幾年能夠以L型模式運行，即是採用持續較低的經濟增長來解決內地的結構性問題。   內地經濟減速已令問題多多的香港更難走出困局，對大部份的香港市民，這是始料不及。筆者在其他專欄曾指出，中國可能是最大的黑天鵝，一旦中國唔掂，香港經濟肯定墮崖，現在來看，這情況已開始發生於香港身上了。   原刊於《蘋果日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封面圖片：亞新社）

無政府資本主義的穩定性，反而受到公共財問題的保護。此話何解？

在現實世界，除非遇到毁滅性的自然災害或者戰爭，經濟下滑都不是直落，而是斜落的。

在現實世界，除非遇到毁滅性的自然災害或者戰爭，經濟下滑都不是直落，而是斜落的。

誰人要出口石油，還是要先問過美國十一支航母艦隊首肯。這些技倆其實不也是美國企業之父洛克菲勒的手法麼？

近年內地大型企業來港上市招股的熱潮已不復當年。

夢幻般的「絲路」理念包括向西（經濟帶）東（海路）兩端申延，期望打造六條「走廊」，發展沿線城市和港口的經濟。當中，隱藏着不少的風險，也孕育了無限的商機。

確實二戰後30年間，美國的確給人一個「公正，繁榮有活力，和包容的社會」，只要努力工作，就會過着「富足、自豪、安全、優越」的生活，可是現今又如何呢？

我個人認為，香港可向四個方面發展：資金、債券、交易、資產管理。

普通市民和政府的分別，就是政府能夠靠增加貨幣基礎找數，而你和我冇錢找數只能以欠債解決。小市民在一張紙上寫下「這是十元」，沒有人會相信，但政府卻有這個權力和信譽，將一張紙變成貨幣。

「人在晚年，祇有靠自己，政府與子女都不可靠。」——西方流行語

香港不景的推斷只應驗了約八年，沒有十多年，因為2004年內地推出自由行，跟着是放寬內地人到香港投資。2010年內地與香港的優質青年的工資差距收窄到大約一與三之比，香港的難關其實未過。   這例子教的，是預測不到的局限轉變（例如自由行與內資進港），會影響推斷的準確性，時間長短的推斷因而是大麻煩。推斷十年以上的不景，準了約八年，不太差，但如果內地不大手幫一把，十年會是太短了。原則上內地協助香港對自己有利，早就應該這樣做。然而，外匯外流的恐懼是故老相傳的成見，這種局限的變動不是無從推斷，而是牽涉到遠為複雜的交易（政治）費用的局限，考查的成本是太高了。   說香港今天難關未過，我可以容易地指出一個近於災難性的可能發展。如果香港推出最低工資——2010年看事在必行——不需要是很高的「最低」，只要是廣泛地影響着最低層的工資水平，那麼一旦內地取消進口稅，或把深圳改為自由港，我的推斷是香港的經濟會出現一個難以解救的困局：自由行會倒轉過來，香港的商店租金會跌得頭破血流，牽一髮而動全身，全面的效果如何不好寫下去。從國家利益的角度看，內地撤銷進口關稅也是早就應該做的。說足以為大禍的最低工資不需要很高，因為只要下頭的工資被「托」住，上頭的有需要時難以下調！   推斷失靈的原因   多年以來，類似的大大小小的推斷，屬「宏觀」的，我作過多次。一位朋友說他算過，26次全中。其實大部分不是真的全中，只是中主要的一部分，因為跟着而來的局限轉變我事前沒有算進去。那些是想三幾天就動筆的專欄推斷文章，沒有像30年前我想了近兩年才動筆推斷中國會走的路那麼慎重。另一方面，政治上的局限我是門外漢，通常是經濟考查的大難題。例如2007年前我真的意料不到北京會推出新《勞動合同法》，推出把我弄得手忙腳亂。我怎會意料不到呢？因為在我熟知的地區競爭制度下，價格管制難以推出：對地區的競爭不利，地區政府會一致反對。工資管制也是價格管制。我料不到新勞動法的推出可以完全不徵求地區政府的意見，因為北京上頭歷來有這樣的諮詢。政治的局限真的不容易掌握。   回頭說傳統的宏觀經濟分析的失誤，本文要指出的重點，是這分析牽涉到的局限轉變是很表面性的，例如物價、工資、利率、政府財政、貨幣政策等。不是說這些局限變量不重要，而是宏觀分析歷來不深入地調查這些變化的底因局限。尤其是，在那重要的交易費用（應該廣泛地看為社會或制度費用）的考查上，傳統的宏觀分析歷來交白卷。解釋世事，交易費用的重要毋庸細說。然而，當我們能成功地把交易費用局限的轉變翻為價格或代價轉變時，用上的選擇理論（theory of choice）永遠是價格理論（theory of price）——莫名其妙地被稱為「微觀」。   沒有誰不同意，宏觀分析也是以個人在局限下作選擇為基礎，然後加起來而「宏」之。問題是如果個人選擇的局限指定不足夠——尤其是漠視了交易費用——加起來的「宏觀」對現象的解釋力令人尷尬。我有這樣的意識：傳統的微觀是暗地裡假設交易費用不存在；傳統的宏觀是暗地裡假設交易費用存在，但不管是些什麼！正面而又明確地引進交易費用，微、宏二觀的分別不會存在。原則上，上世紀六十年代興起的所謂「新制度經濟學」是走這「正面而又明確」的路，但走歪了，歪得離奇，無從驗證的博弈遊戲與不知何物的術語把整個本來是有希望的發展破壞了。   本文為張五常教授於2011年3月出版《收入與成本——經濟解釋卷二 神州增訂版 供應的行為（上篇）》的前言與第三章第三節〈漠視局限推斷失靈〉，獲作者授權刊登。   （封面圖片：花千樹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