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作霖雖然是土豪出身，但極愛國，愛民族。日人早想咬入東三省，均被他或軟或硬擋回。早前日人曾提議把日軍改穿奉軍制服替奉系作戰，被張一口拒絕。
史提芬史匹堡是戰後長大的獨立電影人，也是自由知識分子進軍荷里活的代表人物。這一代人對父母的反抗，首先表現在對外星人來地球的恐懼，提出另類觀點：為何假設外星人都是敵意的侵略者？為何人類不能與外人做朋友？
不會讀書的人，只活了一次；會讀書的人，活過一千次人生。
金庸武俠小說魔力無遠弗屆，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小說，連帶與金庸小說有關的「副產品」也多姿多彩。筆者最近從海外購入一套漫畫版的武俠小說《天龍八部》，可說是副產品之中的佳品，它絕跡江湖已數十年。
由亞洲協會香港中心（ASHK）主辦，潘燊昌博士和灼見名家贊助的《復甦生息、逆中求存、重振旗鼓》展覽，展期將延長至9月30日，並將舉辦系列網上研討會，加強與社區的聯繫。
那些年港台推動閱讀風氣，多次舉辦徵文比賽，外界反應不錯。我們有機會與來自中、港、台作家同枱吃飯，想知道他/她們不寫作的時候，日子是怎樣過的。
中古至今，中華文化一脈相承，軟性共融是一大特色。倘若西方的政客，能從中華文化縱深角度了解中國，文化情愫在前，當不會再走圍堵中國之路。
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是重中之重，是教學上最難處理的問題。但這些皆可從豐富的詩詞經典中找到素材，聯繫學生的生活實踐，古為今用，在潛移默化中得到品德情意的熏陶。
嚴格來講，共產主義與儒家政治哲學抵觸不大，而其修身學哲學，或許在這個缺乏理想、缺乏宗教信仰、缺乏道德、一切向錢看的今天，能夠發揮一些社會和諧穩定作用。
吳祖強教授在國內外音樂界享譽盛名。早年參與創作多部經典作品。「文革」後首次在京公演，著名指揮小澤征爾聽後感動流淚，還親自指揮中央樂團。
深情書寫30位藝文界名人，包括劉德華、鍾楚紅、王菲、周潤發、張艾嘉、陳百強、關錦鵬……記敘他們甚或燦爛，甚或黯淡，甚或缺憾的人生風景。藉由文字為他人獻上真摯的祝福，為自己留下溫暖且芬芳的文學美醇。
香港愈來愈多人不斷在說話時，將原本的粵語普通話化了，包括字音、詞彙及語法等三方面。但其實，粵語詞雅於普通話語詞。
張作霖年輕時曾淪落街頭，甚為窘逼，四處以散工為活。從他後來發跡看來，張作霖的觀人於微，處世待人得法，容易贏得人心，便是這個時候磨練出來的。
前清太史賴際熙1923年在香港創辦的「學海書樓」，到明年便屆100周年。學海書樓是香港最源遠流長的書樓，3萬多冊古籍現寄存在香港中央圖書館，令一個世紀以來在香港的國學香火得以延續。
17世紀是西方的分水嶺，理性拉開了人類的新序幕，笛卡兒高舉「我思故我在」的旗幟，將人類抬到至高無上的地位，為西方哲學從神學走向人學奠定了重要方向，這也使樹木出現了「從神聖到世俗」的巨大改變。
到了球場，由於酒精、搖頭丸和口號的感染，往往在比賽開始前，球迷早就陷入癡迷的狀態，真正開賽，球員的跑動和對抗，就成為意大利諺語中的「在桌球抬上蠕動的螞蟻」。
40歲之前底盤要做大。因為到了一定年齡之後，知識就只能在原有基礎上堆高，卻無法再擴大。40歲之前做成的底盤大小，決定了以後成就的大小。
對於樹，我很有感情。它擁有巨大的襟懷，能夠包容很多的複雜和世情。面對一棵年代久遠的大樹，就像面對一位閲盡滄桑，慈祥靜穆的老人。他看過的比你多，知道的也多，經歷得更多。你不用説什麽，他都明白你的心緒。
《華燈初上》中亮相的一眾陪酒女子，在日式酒店「光」販賣「曖昧」感覺。雖然每天見面，總愛吵吵鬧鬧，但她們皆不算心腸壞透之人，她們上班，做到敬業樂業，是有着做人的基本信念：「做好本分，不能騙人」。
鼎鈞先生的家是個具體而微的藏寶窟。買藝術品妝點自己的家，隨便普通人都做得到，但因鑑賞眼光高下便有雲泥之判；只買幾件有口碑的藝術品，自然不易落人指摘，但要多多益善的話，那可是要有「調兵遣將」真功夫的。
當時政府對藝術文化活動一毛不拔，香港音樂協會有見大會堂即將建成，於是接二連三邀請著名音樂家和團體來港演出。但協會其後煙消雲散，所主辦的節目也零散東西。
孔子是個虛懷若谷的謙謙君子，「敏而好學，不恥下問」，認為「三人行心有我師焉。」，覺得「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不如今也。」遂稱項㯱為師，駕車繞道而行。
香港一直都是一個很好的交流中心，小交很多時都會將香港的樂人、作曲家作品帶到國外，讓全世界傾聽香港的聲音。但另一方面，政府應該對香港整體的文化藝術，提出一個更為明確的發展方向。
唐代小說何以稱傳奇呢？為什麼時人對唐代傳奇的認識比唐詩貧弱得多？
筆者一向相信，凡多於一個方言區所共用的詞語，我們若追尋其本源，當會發現，該詞通常是200、300年前，甚至是超過1000年或2000年以前的古語。
恩師的教導反覆地在耳邊叮嚀：「學畫是要細細感悟，不可急於事功，用審美陶冶心靈，慰藉精神所失，修煉情操人格，再探索筆墨自由的空間……適應隨時代而求變！」
人論吳氏做官數十年，統治過幾省的地盤，帶領過幾十萬的大兵。他沒有私蓄，也沒置田產，清廉有名，比較他同時的軍閥橫蠻肆欲，腰纏千百萬，實難能可貴。
區聞海談吐溫文，神情懇摯，既有文人的幽微細緻，亦有醫生學者的審慎認真。他對香港疫情的看法，突顯了他對生命倫理的關注……
1973年我到浸會學院讀傳理系，傳理系規定，所有學生要選修別系一、兩個課程，翌年我便選讀司馬長風先生的「中國近代史」。半世紀之後回憶這段師生緣，仍然記憶猶新。
自香港回歸，由於種種原因，歷史教育和青年政策被長期忽略，錯過了黃金時機，代價極大。目前正是改變/提升本地青少年素質的大好機遇。在此有賴政府的規劃和推動，以及文化機構的運作籌措，假以時日，必見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