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教育界正面對一場結構性轉折。少子化令傳統學齡人口持續收縮，近年人口流動又改變家庭結構與升學選擇，除了令中小學的情況受影響外，自資院校更首當其衝。若高教界仍以過往收生擴張的思維應對，只會令院校陷入更激烈的同質競爭，最終削弱教學質素與財政穩定。
不過，香港當前面對的，從來不只是學生人數減少這樣簡單。少子化與高齡化同步出現，一方面令青年人口下降，壓縮傳統高教生態，另一方面亦令社會對醫療、護理、復康、樂齡科技、健康管理、社區照顧與長者服務的需求持續上升。
若高教界只把人口變化視為收生危機，看到的其實只是問題的一半。真正值得思考的，是如何把人口結構的轉變，轉化為院校定位與辦學方向的調整。
部分院校錯判人口趨勢
過去一些院校一窩蜂開辦個別熱門課程，例如幼兒教育或護士課程，正好說明錯判人口趨勢的代價。當年不少辦學機構只看到眼前需求，卻忽略出生率下跌的長線結構，結果供求很快逆轉，學科迅速飽和，既浪費資源，也影響畢業生的職業前景。這個教訓值得記取。高教調整不能只跟隨一時需求，更不能把追逐熱門當作辦學策略。
因此，自資院校的再定位，關鍵不在於增設若干新課程，而在於重組知識、專業與社會需要之間的關係。銀髮經濟並非狹義的安老服務，而是一個跨學科領域，涉及護理、復康、心理支援、產品設計、數據管理、保險、財務規劃，以至院舍與社區服務的營運。
相較於大型資助大學，自資院校在規模與組織上往往較具彈性，若能善用這種條件，反而較有機會發展跨學科整合，建立以應用研究和專業培訓為重點的辦學特色。
具體而言，院校可更有意識地把商科、護理、社會科學與資訊科技連接起來，發展與長者生活相關的課程與研究，例如社區健康管理、照顧者支援、復康科技應用、樂齡產品設計及長者服務機構營運等。這類整合若做得扎實，便不只是課程包裝，而是回應社會需要的知識重整。院校若能由學科本位轉向問題本位，便更有機會建立自身特色。
醫社合作與在職培訓
除了課程重整，更重要的是與醫療及社福機構建立穩定合作。香港不少安老服務、基層醫療與復康機構，長期面對人手不足、培訓零散與知識更新緩慢等問題。業界未必缺乏投入意願，真正欠缺的往往是能夠把前線經驗、研究方法與服務改良結合起來的平台。這正是自資院校可以發揮作用的地方。若能與醫療機構、安老服務營辦者、社福團體及科技企業合作，建立應用研究與實證評估機制，讓教師與學生進入真實服務場境，測試與改良相關方案，其價值將不止於增加實習機會，更在於累積可持續的知識與制度經驗。
另一個值得重視的方向，是在職培訓與專業進修。安老與護理行業流失率偏高，其中一個原因在於前線工作者缺乏清晰的晉升階梯，也難以透過持續進修逐步提升專業地位。自資院校若能依照安老業界的能力標準說明和職業資歷階級，與業界共同設計短期證書、專業文憑，甚至銜接學位，讓從業員邊工作邊進修，逐步提升技能與學歷，便可同時回應行業需要與院校生源問題。這類課程應聚焦實務能力，例如認知障礙照顧、非藥物介入、樂齡科技操作、服務管理與跨專業協作，避免流於理論化。
自資高教若要尋求新的出路，視野亦不宜只停留於本地。筆者過去曾參與內地多個城市的相關調研，留意到區內同樣面對高齡化加速，對護理管理、復康科技及健康服務營運等專業人才的需求相當明顯。香港院校若能憑藉自身在專業標準、服務管理及應用研究方面的優勢，與區內機構合作發展培訓項目，既可擴闊學生的實習與就業空間，亦可為院校帶來新的發展方向。不過，這類合作不能只停留於書面協議或願景表述，仍須處理課程認受性、質素保證及制度銜接等基本問題，否則容易流於形式，欠缺可持續的制度支撐。
重定自資高校的社會功能
自資院校當前的困境，並非單一院校的經營問題，而是香港高教體系長期分工不清所形成的制度處境。政策上若始終把自資院校視為吸納剩餘學額的緩衝角色，院校便難以投放資源於中長期研究、專業網絡與產業合作。政府有需要重新界定自資高教的公共角色，使其不只是資助體系以外的補充，而能成為職業教育、應用研究與終身學習的重要部分。
香港高教未來真正需要回應的，不是院校數目多少，而是哪一類院校能承擔哪一類社會功能。資助大學有其學術研究使命，自資院校亦無須以模仿為目標。它們真正的價值，在於連接教育、專業與社會服務，把知識轉化為具體而可累積的制度能力。當人口結構轉變已成定局，自資高教若仍停留在舊有辦學想像之中，只會日益被動。若能順勢調整定位，仍有可能在香港下一階段的社會發展中，找到自身更穩固的位置。
馮志豪教授現任香港能仁專上學院協理副校長。作為一名註冊社工，他在教育及社會福利領域有30多年經驗，長期關注幼兒教育、職業及專才教育，以及社工教育。多年來亦積極參與各類公共服務，並推動內地不同地區的社會服務發展。
